【香港家书】中大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客座教授 曾荣光
2015-12-20

吴克俭局长:

近月你对TSA政策所作出的部份言论,本人深觉不敢苟同,故特函就教,并以正公众视听。

首先,你与你的学术界辩护士多次重申:TSA是低风险的评估政策;但近年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定论却是政策工具的风险高、低high or low stake,应以持份者stake holders的意见与感受为根据,而不应由政府官僚由上而下作颁令、也不应由学者专家理所当然地裁定,否则就会流于闭门造车,不知民间疾苦。再者,在判断TSA的影响及风险时,更不应只孤立地来论证,TSA其实是过去十五年香港政府努力建构的一种学校质素监控的审核机制的一部份。从1997年《教统会七号报告书:优质学校教育》开始,特区政府教育局就不遗余力地推行一系列的学校质素审核机制,其中包括:「学校表现指标」、「质素保证视学」、「学校自评机制」、「校外评核机制」,对教师则实施「语文能力基准测试」,对学生表现则有「学校增值指标」及TSA;最后,这些铺天盖地的质素监控工具,更被教育局统合为23条的 “学校表现评量” ,在这被教育界诟病为「学校教育23条」当中,就明确列明TSA是其中一条!试想像在这个雷厉风行了十多年的质素监控及审核机器下工作及生活的教师及家长,当你对他们一再劝说TSA是低风险的评估工具,我相信他们大部份只会责怪你对教育23条的质素监控机制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视若无睹 ,或甚至认为你是存心混淆视听。

其次,你一再推销「TSA有效」!我敢问教育局做了那些政策评估研究,去证明TSA的成效?至此,且让我在三个层次来分析TSA的政策成效。在评估全港学校系统层面而言,TSA确能提供全港性的数据;但问题就在于即使不实施TSA这种频密、全民参与的评估,我们其实亦可以从一些可靠的国际性比较研究,如PISA(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或TIMSS(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得知香港教育系统内的学生,在多方面的表现均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再者,即使教育局一意孤行要继续实施系统评估,一种频密度较低、学校及学生参与率较小的随机抽样评估已可达到目的。其次,若评估对像是以学校为单位,则过去三十年的学校效能研究已清楚指出,单独以学校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评估个别学校的效能,根本是不全面和误导。最后,若评估对像是个别学生,并希望能及早得知那些学生在那些方面出现落后,而加以针对性的教学支援;要实现这个 “良好愿望” ,正如美国著名教育评估学者W. James Popham指出,整个教育制度是必须有一连串的政策配合:这包括对每个学童作全面而深入的「标准为本评估」,经分析后的详尽报告就必须交给校方、任教老师、以至家长,并在课程与教学专家协同下,为学生施行针对性的支援。据此,敢问局长阁下,你一方面声称TSA是为学生拔尖补底,但近日又声称不会再向学校放TSA的成绩,那么TSA对个别学生学习上的及时支援的目标,是否就无法启动呢?即使沿用过往TSA政策,向学校发放学生成绩,其方式亦只有总体成绩,据此,校方及任教老师就根本无法对个别学生给与针对性的教学支援。总结而言,我认为TSA在评估整体学校系统方面根本是不必要的,在评估个别学校效能方面是不可靠的,在评估个别学生学习并加以支援方面是无效的。

最后,你和你的学术界辩护士一再声称学校操练TSA的现象,原因不在于TSA本身,而在于由来已久存在于香港社会的操练文化。我对这种前因后果的简单逻辑诡辩,无法苟同。事实是,有高风险评估,才会有操练相关评估工具的需要。历史脉络地分析,自从1973年取消升中试,并用学能测验作为中学学位分配的依据开始,一种不断操练的局面就在小学漫延和激化。事实上,过去大半个世纪教育界一直争取的就正是取消那些高风险的评核试,包括:升中试、中三成绩评核试、学能测验等。现时这一阶段的操练文化的重临,无可否认就是缘自TSA的实施,是它使操练文化死灰复燃,是TSA在煽风点火、火上加油,才导致这一轮操练文化的漫延。

至此,我恳请局长阁下,为了香港未来公民的福祉,请把这个高风险,在系统评估层面上是不必要,在评估学校效能及学生学习层面上是无效,但又对操练文化造成煽风点火、火上加油的TSA全面废除罢。

 

     曾荣光

     201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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