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书】中大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邢福增
2016-08-14

家明同学:

记得在「中国的宗教政策与实践」课堂上,作为天主教教友的你,曾问及中梵建交的前景,我当时回答:这要视乎双方对关系正常化是否有共同愿望。由于梵蒂冈对建交的意欲强于中国,在这不平衡关系上,中国的考虑,便会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影响。因此,我对于真正平等的关系正常化,并不乐观。

相信你近日也留意到,中梵即将达成建交协议的传闻。天主教香港教区汤汉枢机也承认梵蒂冈与北京间正进行新一轮商议,并称许此乃「人间对话的典范」。似乎这次商讨已取得较大进展。对此,你是否也跟其他教友一样,怀着兴奋的心情来迎接?

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政府与梵蒂冈的关系持续处于对立或胶着状态,近年双方虽多次就关系正常化作磋商,但一直未有突破;每次有「建交」传闻,最后都未见成事,在在反映出中梵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大陆现在有千多万天主教教友,中梵关系正常化,对于促成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可说意义重大。一般相信,中梵关系的主要障碍,并非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因为梵蒂冈已经随时预备跟中华民国政府断交),而在于中国天主教会主教的任命问题。现时,坊间大多关注是否以「越南模式」来解决分歧。所谓「越南模式」,是指根据教会法典规定主教由教宗任命的大前提下,有关人选亦须同时获得政府认可。如果中梵双方确在这问题上,为达成共识而愿意让步,这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不过,踏出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后,仍有许多复杂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建交后是否容许各修会恢复在中国的公开活动?爱国会作为协助政府执行宗教政策的宗教团 体的地位与角色,是否维持不变?共融后的中国教会,如何处理与各级统战部与宗教管理部门的关系?原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如何一方面面对政府强化的爱国主义教 育,并另一方面自由地宣讲天主教教理与社会训导?还有自建国后涉及天主教的各起反革命集团案,及以各种罪名被囚的地下教会神职人员等「冤案」能否「平 反」?这些问题,既涉及历史真相的还原,也关系到教会与党国体制及爱国宗教组织间的各种人事与权力关系。因此,建交绝不是教会共融(地下与地上;中国与普 世)的实现,而仅是开始。

早于2001年,当时的教宗约望保禄二世承认历史上天主教会「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让很多人以为天主教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他又 说:「我为这些过去的过错和缺陷深感难过」,「为此我向那些可能因天主教徒的行为而受伤害的人请求宽恕和谅解」。教宗愿意直面历史过错,为推进中梵关系正 常化,迈出重要一步。然而,作为关系的另一方,中国政府又是否真诚愿意面对自己对中国天主教教友带来的伤害?并在建交后切实为教会提供更符合宗教自由的生 存空间而努力?

面对上述问题,乐观者认为迈出艰难的一步后,其他问题假以时日便会迎刃而解,长远为中国宗教发展起到 促进作用;悲观者则质疑中国此刻愿意积极参与商讨,完全是为了向台湾执政民进党施压,企图逼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换言之,中梵建交完全受到两岸 关系博奕结果制约,即使中国愿意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作某些让步,也必然在其他重大问题上,坚持既有的独立自主原则。所以,在关注建交的同时,不要忽视真正的 共融涉及的转型正义问题。

也许你会问我:老师,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地看待可能的中梵建交?抱歉我无法给你一个满意答案。我想起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现时的关系并不理想,表面上似乎是「祸」,但背后是否没有上主的祝福?建交看似是「福」,但却不要忽视存在的各种问题(祸)。

家明,祸兮福兮,也许不是以单一事件来决定,而是在各种不同处境中,教会是否忠于上主,坚守使命。是的,人生本来就没有简单直截的答案,却需要我们时刻学习仰赖上主,怀着信心、勇气与盼望去迎向挑战。

 

 

 

你的老师

邢福增

2016年8月13日

图片:中国天主教

         ©Wikimedia/St Peter's Square, Vatican City - April 2007/Diliff/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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