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书】社总综合家庭服务关注组召集人──吴雄晖
2017-11-25

阿康:

最近好吗?你离开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工作也有两年多了,还记得在社总听到你在质疑自己的工作性质,迷惘自己究竟在做辅导还是做房屋。凡牵涉调迁、保留原有单位等公屋事宜,也总会有指与所谓「社会因素」有关,而转介至社工作出推荐,甚至职员向居民表示∶「搵社工写封信嚟房署就得架嘞」的论调,甚至连何时可以配屋,房署政策也要回覆,似是在做「公屋询问处」!

近年公营房屋紧绌,常有市民向社工要求「加快上楼」,可是大家「求屋心切」,甚至认为「分开住」就可将家庭问题解决,行内笑言∶「公屋治疗法」才是最有效的介入法!社工也被市民、地区团体及政党误解为争夺公屋资源的工具,将社工的角色彻底混淆,若要求遭拒绝,就认为「社工帮唔到」,此举严重影响街坊对社工的信任及继续接受辅导的意愿,徒添社工工作压力,打击士气。更重要就是这样令家庭问题的核心无法处理,加剧家庭内的恶性循环。结果,社工也成为房屋问题的「出气袋」十多年了。

关注组的战友,都记得自从社署在2000年代初推行综合家庭服务中心,需要处理由婴儿至长者不同年龄层的服务对象,也需要处理所有有关家庭关系、育儿、婚姻、姻亲、家暴、个人情绪、自杀、虐待儿童、各种物资需要……等不同的问题。公屋乃是房屋署的专业,若然把社工用来作「公屋」评估,实在是社工专业责任以外的工作,更可悲的是沦为房署推卸责任的平台和房屋短缺的「缓冲区」,这样「滥用社工」的情况,叫社工如何有时间去提供适切辅导、危机介入、跟进个案、举行预防及治疗性质的小组和活动?试问如果社工正在家庭危机要处理,却收到通知要马上处理因公屋问题产生的额外投诉,究竟社工是否应该置眼前家庭不顾呢?

在社工激烈的反对声音下,社署、房署及非政府机构在2010年成立了不同工作小组,以厘清房署与中心在处理房屋问题上的角色与分工。2012年,社署及房署更新了部份指引,但执行时却仍然出现各地区各部门有不同的演绎,于是妨碍社工履行辅导职能的情况仍然存在。关注组在2013年曾经约见时任运房局局长张炳良反映情况发表达诉求,可惜当时没有获得积极回应。

本月中申诉专员公署调查一宗公屋调迁申请的投诉,当中所牵涉的,其实正正就是一个家庭服务社工经历无数次的典型个案。我们认为有关调查报告的内容有偏袒房署之嫌,似乎有欠公允及无理,关注组深表遗憾。阿康,或者你也会记得我们对房署的要求吧:

首先,审时度世,更新房屋政策,减省无谓的程序,房屋署的高层更应加强培训及督导员工,在转介前清楚地认识社工的真正角色和限制;当房屋署职员发现住户在家庭关系、身体或精神健康遇上困扰,只需要初步评估,确保有具体理据,其实社工乐见他们转介个案,以提供辅导及其他协助。

其次,我们见到房协、医院、甚至法庭及学校等等,均有自行聘请社工以协助处理市民的需要。而房委会有一百六十多个公共屋邨,超过二百万名市民居住,再加上房屋条例及政策、内部指引都非常繁复,没受过相关训练的社工实非最佳角色取代房署解释房屋条例。我们建议房署自行组织「专责队伍」,以独立运作的形式来审批各种房屋需要个案,无须经过部门间的重重关卡,收窄审批标准的差异,减省不必要及不合理的转介程序,让有迫切房屋需要而符合资格的市民及时得到帮助。

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建公屋,缩短轮侯时间。现时众多房屋援助个案,有不少都是由于公屋资源短缺而衍生。署方表示现时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为4.6年,也未提街坊经验往往不止此数。如果公屋供应充足,市民轮候时间减少,自然减低房屋援助个案数目,也不需要找什么人(包括社工)做挡箭牌。所以,尽快处理公屋不足问题,才是治标治本。

阿康,我记得以往你与我们一样,放工买个面包就冲上社总开会。有时我们也会走访各中心与前线同工交流,约见房署社署高层等等,表达诉求。您时常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争取发声的空间。在今年初我有幸获选为社福界的特首选委,并与其他选委们一同向各特首参选人游说、为综合家庭服务社工发声,包括要求房署马上检讨程序,由房署成立专队处理房屋问题,让社工与房署可以各司其职。今天,我希望特首可以再听到此诉求,让社工可以集中精力进行辅导,及早介入,预防家庭危机,降低社会成本。最后关注组希望所有香港人都可安居乐业,就等大家共同努力吧。

阿晖

201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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