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书】中大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教授 伍美琴
2018-05-05

亲爱的柏轩、柏希:

五月的伦敦天气如何?伦敦计画把城市一半的面积绿化,成为世界第一个国家花园城市,邀请全民参与绿化工程。

这阵子,香港政府也邀请市民参与一个有关土地和房屋的大辩论。虽然香港在1939年已经颁布了城市规划条例,但是政府在1990年才将属于不同部门的规划工作整合,成立规划署,而城市规划条例是在1991年才适用于新界。

虽说香港做了几轮策略性规划,不过60年代到70年代做的策略性规划都没有公布。而香港一些重大的发展里程碑似乎不是策略性规划的产品。就如70到80年代,香港大规模填海造地建屋,可以说是殖民地政府逼于无奈的决定。1966、67年,香港暴动,为了安抚香港人,殖民地政府在1972年推行了十年建屋计划。地从何来?大概那时新界土地是租界,而且英国人对乡村有情意结,于是决定沿用填海方法发展新市镇。不过新市镇落成之后所衍生的问题,可以看出这发展缺乏策略规划,各政策部门没有互相配合,新市镇都出现了社区资源如校舍的不足的问题。新市镇又没有吸取旧区建设街道,提供小市民经济活动空间的经验,加上经济转型,工业外移,就业机会不足,导致大量市民需要回到市中心工作,引起交通问题,使许多人损失了宝贵的亲子和休息时间,引发不同的家庭问题。

另一个例子,就是1997年回归之前,政府推行的玫瑰园计划,也不是出自于全港发展策略。而是跟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事件相关,建造赤鱲角机场、西九龙填海等十项大工程,都是为了挽回香港人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其实,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新界,都因为政府在1983年的‘生发案’败诉,法庭判决农地可以当货仓,加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加工业,靠香港货柜码头出口,于是大量农地变成货仓和货柜城。1991年城市规划条例延伸到新界,但是没有辟地去建支援码头发展的后勤基地,只是将农地变仓库的这个土地用途合理化。之后的全港发展策略也没有提出具体处理的方案。

 

这次的土地大辩论再次证明香港的土地规划缺乏策略思维。没有策略规划,我们难免会重蹈覆辙,就算找到了土地,用现有的机制,没有人可以承诺城中最需要土地房屋的人可以得到好处。因为他们根本就是目前发展制度的受害者, 再增加土地,不改制度或政策,如何保证土地真的会惠及有需要的人?

现在大辩论跟真正的策略性规划,可说是背道而驰。因为政府未能告诉我们,每一个选项会如何使用、以及达至什么目的。真正的策略性规划,应该由政府的最高层领导,由整个政府,甚至整个城市,对香港的发展和议题作出评估,更需要订出平衡生态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愿景和原则,再由不同政策部门通过协商订出相关的策略和具体推行措施(包括土地的需求和预算),再由规划部门负责找适当的土地。所以,当不同部门拿到土地,他们就应该胸有成竹,马上推行相关专案,以达至共同设立的愿景。

21世纪是全球化的年代,气候变化,贫富悬殊,资源被耗尽,环境承载力下降,迫使我们反思什么是发展和如何改变制度去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政府只邀请我们去选创造土地的方法,所做的评估和往后的发展都是用现有的机制—如爱恩斯坦所言—我们怎么可能用同一思维去解决这个思维系统所产生的问题呢?

这场辩论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没有注意到香港百分之88.5的土地在新界,除去百分之46.5的郊野公园和保育地段,其他的地段都需要认真研究。从策略规划的角度,优化生态和使人,包括穷人,活得有尊严,可以有宜居的生活和一份可以赖而为生的工作,这个愿景应该不会有人异议吧?根据这一愿景,加上政府的合作,开放数据,譲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土地和住房的现状,就可以对症下药—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订出相关政策,加以整合,再提出土地和资源的需要。例如使用现有土地资源提供不同类型的租住房屋,使人民得到可以安居、创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空间。而复修被破坏的新界土地,整合和更新相关的村屋用地,腾出空间作不同产业的发展,因为涉及的持份者很多,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全城参与和共议,作长远规划,更加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去设立合适的制度,让规划得以持续落实推行。

如果香港要成为一个以生态和以人为本的城市,你们又会有怎样的想像?又会如何参与?

在外一切小心,互相照顾!

 

爱你们的妈咪美琴

2018年5月5日

【声音完全版

 


【香港家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FM92.6 - 94.4

星期六早上九点至九点二十分

监制:郑婉薇

学者、议员、官员及社会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诉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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