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书】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李芝兰
2018-12-29

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 ── 冀香港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新养份

*标题由编辑所加

 

秀丽姐:

1978年冬天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开放改革的序幕,当时我刚升上中六,年轻的我未能意识到这场改革,将对我、对我身处的香港、对于整个中华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会带来如今天所见的巨大影响。

大学毕业后曾在香港政府工作,之后离职到伦敦进修,正值1989年的秋天,博士论文的题目正好就是一直牵动人心的中国中央及地方关系。之后几年,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经常返回内地,记得90年代初的中国依然百废待举,对我一个外来人,那怕只是买简单的日用必需品也不是容易的事。转眼间,开放改革进入40周年,今年也是我在大学教书及做研究的第23年了,国家早已今非昔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尽管近期国际上出现了对中国发展的种种议论,这成绩客观来说的确是举世公认的。

与此同时,香港经济总量相对全国的占比愈来愈轻。1993年,当年开放上海浦东新政策正式实施,香港GDP占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二十七,到2017年, 香港占比下降至百分之二点九。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有一种论调用简单的算术逻辑认为香港对于中国的价值已经所余无几了。抱持这观点的除了有不少内地人,我在内地调研或开学术会议时偶尔也会听到,但也包括部分香港本地人和社会舆论,都令我感到要多做一点分析和分享了。

去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了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一个重点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都不算正面。按中国的说法,中方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及物力,但为何仍然得不到国际社会,甚至是收受一方的尊重呢?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中国在国际倡议的一带一路工作困难重重,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是「内功」要练得更好。举例来说,中国建设铁路的技术近年已走在世界前列,但涉及的收地安排、环境评估、招标、以及完工后的营运,这种种有关治理文化和管理的「软实力」,多年来直至今天仍然为人诟病。中国企业在外面这些方面做得不够好,在国内其实也存在类似的种种问题,譬如不时传出一些工程项目诱发民间维权的消息。

已进行40年的改革目前已进入了深水区,对这点国家领导层其实都应该已经意识到,经济这个饼做大了,如何更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经济成果,便成为更重要的课题;人民亦极其希望建立一个互信、大家守望相助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安心享受劳动得来的收获。这些都不能够再单靠经济层面来解决,需要文化,社会及治理层面的配合发展。

改革1978年启动后,香港在企业改制、土地买卖、会计审核等多个方面,为中国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出了广泛的贡献。展望将来,香港中西交汇的国际化环境、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仍然可以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养份。如果香港今后能够继续在多元社会治理和制度创新方面作更多的探索,我相信除了对香港本地发展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亦必有利国家的长治久安。

秀丽姐,二十世纪中国的战乱使我们一家人分散各地,嫲嫲和你们留在上海,我父亲和伯父来了香港,一家人各自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忙碌打拼。我们多年不见,虽然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都不太一样,相信大家的心愿都是共通的,即希望随心随意地生活,并为年轻一代塑造更能发挥自身潜能的环境。再过两天,新的一年又来了,让我们继续努力,遥遥互勉。

谨祝愿你及家人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芝兰

201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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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上九点至九点二十分

监制:郑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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