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书@20191005】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李芝兰
2019-10-05

城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内地改革经验给一国两制的启示

*标题由编辑所加

秀丽姐:

距离上次给你写信,已经9个月了。在这9个月里,香港经历了极不平凡的日子。在此纷扰的时刻,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再写信和你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我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见证过中英前途谈判、八九信心危机、九七回归、沙士肆虐以至是隔几年就来一次的金融风潮。我很记得,在每一次危难关头,都总会有人告诉我,今次同上一次不同的了,今次会严重很多,香港未必捱得住,但结果是,每一次香港人都咬紧牙关撑了过去,我相信,今次都会一样。

我的学术专长,是研究中央同地方关系以及制度变迁。回顾中国过去40多年,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制度变迁案例,无论是土地承包、企业改制、国库集中支付、以至是农村改革等等,过程都穿插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过程充满曲折。按内地一些官员的说法,地方改革几乎都是擦边球,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对旧有制度安排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成为了不少内地城市发展的学习对象。1979年,总部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就在深圳蛇口主导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园区。当时领导项目的时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回忆说,当初在蛇口打烂大锅饭,搞企业分红,分分钟都会被视为是「走资」;引进外商、搞加工出口,更加要步步为营。

在解读中国这些改革的时候,我发现,最初催生改革的地方政府,往往都是战战竞竞、如履薄冰,改革要出现突破,关键往往是有上级官员的认同和保护,令改革的瞄头及成果保存下来,甚至逐步铺开。袁庚由1979年起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直至1992年退休,被视为是蛇口发展的奠基者,他指蛇口的成功,除了前线改革者的努力,更加不能忽略的,是广东省乃至北京中央决策层,当年在激烈争议中,有远见地开了绿灯。

这些经验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当中央扩濶了政策的框框条条,而承担起改革重任的地方官员,又鼓足勇气、踏实地践行改革的计划,双方互相补足,就能够走出一个良性偱环,继而引领全国向前。这也说明了,国家要探索新的出路,中央就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及自信,给予地方足够的空间,去先行先试。

来到今天,香港社会过去多年来积累的一连串矛盾集体爆发,背后所涉及的成因错综复杂: 经济结构单一、利益分配不公、官民关系紧张、香港和内地的管治文化差异等等,都成为了棘手的范畴,面对这种局面,只聚焦于止暴制乱是不能够解决核心问题的,如果只着眼于把不满声音压下,香港不可能长治久安。

香港当下需要的,是一个比以往更大的政治空间,让社会上不同的人都能够在一国两制及法治的基础上共同倡议、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的政策走向。我相信,当香港人、特别是年青人感到有一个公平的平台去参与厘定政府决策,那么社会就能更加好地运转起来。

我明白,香港内部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之间的纷争已经白热化,但我相信,无论大家分歧有多大,香港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想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要达致这个目标,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就更应多走一步,尝试对身边人宽容多一点、聆听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特别是手握公权力的人,因为任何社会当出现激烈争议,拥有权力的一方—政府主动解结永远都是责无旁贷。

秀丽姐,邓小平当年提出以一国两制模式来处理香港前途问题,香港在一国框架之内实行一套有别于内地的制度,这个安排本身,其实就是赋予了香港一个历史使命,为国家尝试不同发展路向的可能性。香港来到这个历史关头,这已经不单是对香港人的考验,正同当年蛇口以及众多内地改革一样,也端视着港府以及中央的智慧、自信与勇气。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不只是七百万香港市民要守护的,亦是最符合国家和整体人民的利益。

芝兰

201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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