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三年,我住在港岛铜锣湾,是我的中学时代,是我的成长年代,像蝉退壳,开始飞翔,鸣唱的一生。下面是记忆中的鳞爪。



清风街



一九四七年四月,中国大陆内战正酣,未足十三岁的我随父母乘一艘法国邮轮由上海抵港。船上满是叽叽呱呱讲话像吵架的广东人。


登岸时,我穿着与环境完全不配合的夹布长衫。父亲的朋友替我们租了清风街六号地下一个房间。街上气氛闲静,有卖金山橙的小贩坐在墙边陪着他的担子,电车不紧不慢的叮叮叮地驶过。英皇道边便是山岩的石壁,看了《蜀山剑侠传》而未登过真山的我,山的神秘感因而破灭。


我们的住所有四个房间,向街的头房是包租夫妇,中间房住了他的儿子和媳妇,我们住尾房。毗连厨房的另一个小房间住了两母子,冷巷还有两个床位住客。


由于房间狭小,我随父亲入住他的工作地点:天后庙道金龙台二十五号香港红卍字会。会址前是一棵古榕,再前面是有名的天后古庙。因此只是回清风街吃饭,偶尔住一两晚,对清风街留下的淡薄印象是包租婆的儿子在不远的屈臣氏汽水厂上班,他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但夜间说梦话却叽哩咕噜像说英文,小房间里的儿子患了贫血,后来送饮牛肉水治好了。公用的洗手间连浴缸阴暗潮湿,我试过在厨房用浴盆洗澡。那时煮食用火水炉也烧柴,煮饭时湿水的柴弄得烟蓬蓬,熏得个个眼泪汪汪。旧历年底大扫除,要把柴堆搬走,成群蟑螂飞扑而出,吓得大家鸡飞狗走。


男人上班,女人在家的娱乐是听丽的呼声,为李我讲的故事下泪。前几年在名伶白雪梅孙儿的满月酒上见到李我,他已九十高寿,仍声如洪钟。丽的呼声是有线广播,那阵子是工程师杨远镛的设计。他是儿童文学前辈刘惠琼的丈夫,我们常一起饮茶,他在二O一四年于温哥华去世了。


我四月抵港,考入私立岭英中学,九月才新学期开课。等候期间常去红卍字会二楼的图书馆看书,那里有整套的「二十四史」,也有红卍字会救灾的《征信录》。上面有不少照片,包括掩埋罹难者骸骨的纪录,那些骷髅堆到一座座小山般高。 


我也会搬一些合自己看的书回房看,看着看着就侧身睡在床上,几个月下来形成近视。第一次验眼,右眼的度数是八百,左眼是四百。


清风街陪我家几号门牌有姓谭的一家,他家有个梳孖辫的女孩,大家偶然碰见会点点头。有一天,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个歌咏班,我说好呀,就跟她和她妹妹同去了。


歌咏班在湾仔一栋大厦的某一层,是《华侨日报—儿童周刊》读者会湾仔组的活动,我随着谭氏姐妹到了那里,未进门已听见歌声。想不到这是一个进步组织的活动,参加之后,我渐渐也成为爱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