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代末期,尤其在1997或之前的一、两年,大量以「香港消失」为前提的小说应运而生,成为「九七模式」的必备条件。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接近20世纪末,经济发展也令社会形态变化不少。消费社会、电子世代、多元但混乱的价值,均令此地人际间出现了新的感情关系。短暂而充满伤害的关系,不单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也遍布1990年代后期的小说。其中包括陈惠英的〈青蛙〉和关丽珊的〈参商传说〉等,均可见电子和消费时代下,都市人的感情脆弱、迷惑与失落。陶然写于2002年的〈空降〉,香港社会和世界局势又有新变,小说借一段疑真似假的三角关系,以美国「九一一」事件领起,直接触及「后九七」时期此城多变未稳的社会与人心,同代读来,当更易引起共鸣。事实上,在消费流行、人心思变的时代,要重提对人的尊重,令受伤心灵得医治,让「异常」复归「正常」,还人性以「真面相」,实在说易行难,但有心人终不言放弃,继续上路。至于世纪末以至21世纪之后的小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多变,则非此书将会论及的范围。

值得补充的是,小说除了讲求内容外,形式也紧紧相扣。香港1980年代初中期不少小说名家,极力开拓新的叙事形式,在「社会命题」下注入新技巧,不时令人眼前一亮,惊喜常至,而以表现「内在真实」的现代主义技巧与「外在现实」的写实主义方法,至此也重新洗牌,频频「变种」。新形式未必没有关怀社会的内容,沉重的内容也可用精巧复杂的手法表达出来。一路而下至1990年代中、后期,小说各套形式经过大量译介和实验后,模式大定,后学可以通过模仿、改造或故意叛逆成规等方法,推陈出新,得心应手,实有必要在此向先行的前辈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