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我出生于日本四国的一个森林村庄,两年以后,爆发了日中战争,在我上仿照纳粹德国建立的所谓国民学校那年,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那年,我刚好十岁。所以说,我少年时代的前一半是在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度过的。天皇是神,如何勇敢地为天皇献身,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后,一切都发生了逆转,我正是在日本举国上下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的时期,度过我少年时代的后一半的。在我的意识中,战时的日本,是一个孤立于世界并与外部隔绝的国家。战后,向世界开放、天皇不再是神的民主主义体制,对我来说才是理想的国家形像。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中,我决定去东京上大学。尽管在贫困的生活中我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艰辛,但我却从来没有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仰。我想,这奠定了我整个人生的基石。

大学时代,我是一个专攻法国文学、并深受保罗·萨特影响的学生。不独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方面,都是萨特在引导我。我在大学就读期间便开始了小说创作,那时我想反映的,是战争中超国家主义阴影笼罩下地方孩子的生活。另外,战后都市生活使出身地方的青年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是我要表现的主题。我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运用从现代法国文学中学来的表现手法表现这一切。我觉得,《拔芽击仔》这个篇幅并不很长的长篇小说,可以代表这个阶段的创作。

大学时代,我是以萨特为中心学习法国文学并开始小说创作的,那时,鲁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对鲁迅与萨特的比照,使我对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因为鲁迅是一个足以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日本文学者相对化并作为批评物件的崇高存在。时至今日,我也依然认为鲁迅是批评的标准。

我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进入日本文坛开始创作,在二十八岁那年,经受过一次严峻的考验。那完全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但也是一场危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应该怎样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站在这种萨特式的立场上看,这场危机有可能使我后退到个人的封闭状态中。

这缘自一个婴儿在我家里的出生,他的脑部先天就存在着医学上的问题。我苦恼异常,不知道怎样才能将自己调整到同他一起生活下去的状态。在几经医学上的努力对孩子进行救治后,我在心理上也坚定了与之共生的信念,并脚踏实地地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我的一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就是在此经历的基础上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