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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饮食,奢则奢矣,但于烹饪之法,饮食之道,由先秦迄于清季,美誉度并不高。这里面有习性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有偏好的因素。

远的不讲,1730至1735年间宦游岭南,官至广东按察使的河北武强人张渠,在其《粤东闻见录》就直说:「大抵烹饪之法,此土固不甚讲,然此犹指会城言之。」广州尚且如此,其他「若村墟之间,多有食蛇鼠者。昔昌黎放郁屈,东坡咏蜜唧,乃知自昔已然。至谓蛇为茅鳝,鼠为家鹿,则粤人亦虑之见嗤而强以美名盖之也」。或许粤人以其豪奢,早就放出「食在广州」的豪言,但买帐的人似乎不多,从文献上,可以说没有;笔者通过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数千种古籍中,「食在广州」,不着一词。是啊!粤人许以新时代「食在广州」开山的太史菜,其最著者乃「太史蛇羹」,而当时国中,几人敢尝!
再者,饮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分支,往往受制于大文化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岭南僻处一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相对落后于内地,加上岭南人自古以来朴实低调的性格,关于岭南饮食的历史记载多出自他者之手。而这他者留下的历史文献中,关于岭南饮食无不着眼于其奇特乃至蛮荒。即便是岭南人最为敬重并对其礼遇有加的韩愈与苏轼,也并不投桃报李。韩愈把岭南的海鲜说得狰狞可怖,对柳宗元的从俗之举大不以为然;苏轼在酣饮了岭南人献上的醇厚美酒并学会了绝佳酿酒工艺之后,竟还说「可惜风流在蛮村」;吃了人家的还舌长如妇,颇有些可恶。所以,文化是一个大问题,岭南饮食优质的历史与文化资源,长期以来被文化的偏见所遮蔽。直到晚近,随着岭南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文化大势南移趋势中岭南人文的彰显,面貌始得改观。尤其是晚近以来,得欧风美雨之先,岭南文化迅速崛起,引领时代,以至先贤如陈寅恪等都惊呼:「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论黄河流域矣。」新儒学大师张君劢更直言中华文明珠江时代的到来。
出版社:香港开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