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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廷审:明清司法视野下天主教的传播与限制》| 嘉宾:谭家齐、方金平 (编者)

2021-09-11

《天道廷审:明清司法视野下天主教的传播与限制》| 嘉宾:谭家齐、方金平 (编者)

2021-09-11

宗教自古以来就与政治密不可分,一方面可以被利用成为政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却是当政者的心腹大患,担心其转化成推翻政权的力量。明清时代的天主教传入中国,讨论往往集中于中西文化交流,例如传教士如何将西方科学、火药、历法等各种知识带到中国。可是,西方宗教传入中国时,文化差异往往造成冲突,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经常游走于权力斗争之中,而朝廷亦制定了不少律法,以图避免宗教颠覆当权者的统治,天主教甚至一度被打压为邪教异端。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谭家齐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方金平,写了《天道廷审:明清司法视野下天主教的传播与限制》一书,尝试以「以法论教」的角度,利用明清时期的法案及判刑,交代晚明万历至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时所面对在政治及律法上的互动和挑战。从司法问题出发,不单了解当时传教士的困境,也能够看底层的信众如何冒生命风险仍坚持信仰。

与中国传统冲突
谭方二人指天主教的传入造成了文化冲突,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格局有关。自古以来中国的天子是君权神授,但若然对于「天」的诠释不同便会动摇政权,汉末黄巾之乱便是一例。当然宗教亦经常被用作政治工具,如明初朱元璋便借白莲教力量建立政权。宗教作为政治力量的推手好,容易成为政权心腹大患,当然这视乎天主教是否愿意「收编」,接受中国道德规范。

由于中国传统以孝为先,祭孔、祭祖等仪式源远流长,这与天主教不能崇拜其他偶像的教条有所冲突。明清两朝政府制定了不少律法限制传教,以保卫政权。利玛窦在万历时期来华传教,其间采用调适策略,将中国传统演绎成非宗教的礼拜仪式,又提供包括历法、地图等西学知识,这种与政权合作的模式令天主教得以在中国宣扬。清人入关后顺治皇帝信任耶稣会传教士,后来康熙更视汤若望为父,对天主教极其宽容。可是罗马教廷坚持信众应禁止中国人祭祖的礼仪,认为此举为崇拜其他偶像,双方争论不休,引致康熙晚期的「礼仪之争」。教廷不接受中国皇朝既有的统治系统,最终令清政府对天主教采取「禁教」策略。虽然清政府禁教,却有着法律条文规范,而后来雍正对于违法的西洋传教士及民众的惩罚,远比明朝「禁止师巫邪术」为轻。

对信仰的坚持

在百多年严厉禁教时期,其实天主教徒没有在中国消失,谭家齐分析,康雍乾虽对天主教作出压迫,这只是帝王一时三刻的行政命令,并没有写入国家律法之中,因此各地官员未必严格执行,偶有血腥迫害,西方传教士仍有一定的喘息空间。直到嘉庆时期,清政府将禁革天主教的细节规则,写入《大清律例》「礼律」门类「禁止师巫邪术」律之下。在法律之下各地官员必须严厉对付天主教,这使不少教徒面对政府严刑峻法。方谭二人指外国传教人在刑法之下仍有优待,不过华人信徒受到残酷刑法提到,甚少被提及,但仍有民众一直坚持下去,直至见到希望的曙光。

谭家齐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朝嘉庆时期的四川教徒黄国栋的案件,当时政府打压天主教风气尤甚,收录在清末近代法学大师沈家本早期著作《刑案删存》:「本部查黄国栋系传授天主教案内,亢不改悔,情节较重,奉旨永远枷号之犯。虽枷示四十余年,并无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情事。其可否疏枷免罪之处,自应奏明请旨遵办……」黄国栋被施以枷锁之刑长达数十年,惟没有背弃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多年来「奉公守法」,没有煽动其他信众反抗清政府,于是四川官员向咸丰皇帝请旨,加上清廷战败后与西方列强签订「和约免罪章程」,被虏的教徒大抵获得释放。同治时期更修订「禁止师巫邪术」律法,「凡奉天主教之人,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皆免查禁。」

宗教的发展很多时取决于当权者的态度,方金平认为在司法行政不分家的中国帝国,法史文献反映的不单是司法和审判,更重要呈现出当时帝国行政运转轨迹,以及天主教传教所身处的政治与制度。禁教禁之不尽,中国教徒们面对刑法仍坚持信仰,因为他们相信付出沉重代价后,总有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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