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古来建立大功业的人，不但有过人的才能，也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夏禹治理洪水，开凿龙门，疏通黄河，使洪水奔流到大海。当他的功业还未完成时，也存在洪水冲开堤防四处奔流泛滥的可怕灾患。只有预料到灾患必然会发生，事到临头才不会慌张，而从容镇定地想办法解决，因此能取得成功。以七国的强盛，欲骤然削弱他们的势力，他们发生变乱有何奇怪呢？晁错不在此时挺身而出，替天下人抵挡大灾祸，控制吴、楚等七国的命脉；竟然设法保全自己，想让皇帝亲自领兵而自己留守后方。况且，挑起七国变乱的是谁呢？自己既想藉此博取名誉，又怎能逃避引出来的祸患呢？最危险的是亲自领兵平乱，与此相比，留守后方是最安全的，自己作为引发祸患的主谋，只选择做最安全的事，而把最危险的事留给皇帝，这正是忠臣义士最为愤怒不平的原因啊。在这时候，纵使没有袁盎从中挑拨，晁错亦不能免去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守京城，却让皇帝亲自领兵，按照人情来说，皇帝本来就为亲征一事感到为难，但是又难于反对晁错的建议。因此，袁盎的说话在这时候才能起作用。假如吴、楚等七国造反时，晁错能豁出生命担当这事，日夜像磨炼刀剑般磨炼自己，领兵东出严阵以待，这样做就不会连累皇帝。那么皇帝将会因为他而没有什么害拍，即使有一百个袁盎，能离间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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