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伟国、罗永生
细诉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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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获得吏科给事中祝世禄的帮助，以朝贡的名义，获得批准往北京的证件。5月18日，利玛窦偕庞迪我神父和钟鸣仁、游文辉两修士及四名仆人，乘搭驻守南京的刘太监官船，启程前往北京，郭居静神父留在南京。
利玛窦一行人沿大运河北上，路过山东济宁时，拜会了曾在肇庆任职的漕河总督刘东星，并再次遇到刘总督的朋友著名学者李贽。利玛窦在南京时曾与李贽会面，李贽对利玛窦学识渊博十分敬佩，称赞他的品格胜过大多中国士人，他在湖广讲学时，向学生推崇利玛窦的《交友论》；而利玛窦称赞李贽「极标准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
李贽是福建泉州人，别号卓吾。他公开以「异端」自居，经常发表公然挑战传统儒家士大夫价值观和礼俗秩序之言论，认为当时官方所尊崇的儒家程朱理学（宋朝学者程颐、朱熹所提出的重视纲常礼教学说）是僞道学，称道学先生为「鄙儒」、「俗儒」、「腐儒」，斥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他认为表面尊崇儒学官吏，其所作所为是「不操戈矛之强盗」「吃人之老虎」。
李贽主张男女自由婚姻，称赞卓文君、红拂女等女子之善于择配，但又赞扬某些遵守传统「妇德」的行为。他又主张创作必须抒发己见，从「绝假纯真」之「童心」出发，反对「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曾评点多《水浒传》《西厢记》等。
李贽的「狂放」，在不少当权的士大夫、大臣心目中，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加以斥逐。李贽与利玛窦在济宁会面之后，应朋友的邀请入京，却被锦衣卫缉捕，投入狱中，并销毁其著作。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以剃刀自刎死去。
离开济宁之后，利玛窦一行到达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三个月。天津官员检查利玛窦行李时，发现耶稣死难十字架，认为利玛窦等人「行蛊」，欲加害皇帝，把利玛质等投入监狱。几经周折，万历皇帝得知利玛窦等人要呈献他一座自鸣钟，便准许他们进京。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终于抵达北京，向皇帝呈献自鸣钟、西洋琴、《万国图志》等礼物，这年利玛窦是49岁。
然而，北京礼部只许利玛窦等人居住在四夷馆，并且认为外国国人不宜久居京城，要求皇帝驱逐离京。但奏疏留中，几个月后，皇帝通过大太监传话，不仅允许神父们留下，还每月发八个金币的补贴给神父们。原因是需要神父们维修自鸣钟。5月28日，神父们得以迁出四夷馆，租货民房居住。
自此之后，利玛窦结识了不少朝廷大臣，例如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沈一贯，吏部左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冯琦，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光禄寺少卿李之藻等，其中李之藻成为利玛窦重要信徒之一。据称，李之藻开始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但不愿信奉天主教，其后李之藻在北京突患重病，李以为必死，留下遗嘱，利玛窦「朝夕于床笫间，躬为调护」，于是皈依天主教，圣名良（Leo），将家中供祀的佛像毁弃，换上耶稣像，奉行一夫一妻，决心休离侍妾，正式受洗，与徐光启、杨廷筠并列为「中国三大天主教柱石」之一。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抵达北京，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5月3日在北京病逝，在北京居留九年半。在这九年多期间，利玛窦一行人一方面结交北京的大臣、官员、士大夫，藉着他们的科技知识，以及对中国儒家学说的尊重，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另一方面，致力于传播天主教。利玛窦在传教时，尊重中国文化传统，不禁止信徒祭祀祖先，容许奉教的读书人到孔庙祭祀孔子，消除信徒的顾虑，同时，在翻译天主教经文时，采用儒家经典的语句，使中国信徒感到亲切。
利玛窦在北京的时期，正值明朝政局波涛暗涌：万历皇帝的皇后王氏无子，而宫女另一王氏诞下庶长子，但皇帝宠爱郑贵妃，希望立郑氏所生的庶三子为太子（庶二子早夭），但朝中不少重臣及士大夫、儒生坚持皇帝必须依照儒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礼制，立长子为太子，历史上称为「争国本」。支持立长子的大臣、儒生聚结成「东林党」，与万历帝展开持续十多年的激烈抗争；一些支持万历帝立爱子的大臣，结为「非东林党」，与东林党人水火不容。利玛窦作为外国人，虽然感情上与东林党人接近，但与大臣交往时，小心翼翼，避免卷入政治斗争漩涡。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利玛窦在南京结识的儒生徐光启高中进士，开始在北京任官，从此不断利用闲暇时间协助利玛窦撰写中文译着，为《天主实义》、《交友论》在北京再版，又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
）的《几何原本》。
利玛窦把他与十位中国士大夫交往时，讨论宗教哲学和人生观问题的问答，记录成书，称为《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所传抄。该书与《天主实义》是姐妹篇。十位士大夫是李戴、冯琦、徐光启、曹于汴、李之藻、吴中明、龚锡爵、郭敦华及其他二人。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万历帝批准利玛窦在北京城南宣武门内建屋居住，这地方后来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城的重要据点，至今仍然存在，称为宣武门天主堂，但现有建筑物已经过清朝多次重修，非利玛窦时代的面貌。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玛窦在北京遇到一位从河南省开封城上京赴考的士子，姓艾名田，他告诉利玛窦开封城内有一群信奉「挑筋教」的人，其经典内容与天主教《旧约》相同。这群人的祖先来自西域，在宋朝已经定居开封，最初称为「一赐乐业」。利玛窦派人到开封探访，开启了探索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
万历三十六年（1608）8月，利玛窦被明神宗传召入宫，呈献六轴十二幅《坤舆全图》，并命随时可进宫调校时钟。因此得到皇帝信任。
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
2月15日，利玛窦向耶稣总会汇报来华传教团情况，指出在华传教满怀希望的八个原因。主要提到：学 问备受尊重，儒教虽不关心超自然的事，但伦理观点“完全与我们一致”，同时，利玛审还指出，要争取明朝皇帝恩准天主教大规模在中国传播根本是不可能的。
8月22日，利玛窦在致欧洲的信中谈到中国皇帝命其献十二幅绸印《坤舆万国全图》。
9月，利玛窦开始编写逐年大事记（即利玛窦中国扎记），其中有中国各耶稣会居留地的汇报和他自己的笔记。是年获准在太监和官员陪同下到城墙上行走。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 5月11日利玛窦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八岁，万历帝御准下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墓地。至是年，中国内地天主教徒已发展至二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有学问的明朝高级官员。
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任命龙华民神父（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5）继任驻华传教团教长。龙华民一反利玛窦尊儒传教的正确路向，认为「祭祖尊孔」违背背天主教义，天主教徒不应参加。此举引致明朝大臣接连向万历帝上书，主张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使传教处于困境。
主持人：张伟国、罗永生
1646年，即南明隆武元年年底，郑芝龙背叛隆武帝，宣布降附清朝，而且亲自率领家属到福州与清将博洛谈判，却被博洛拘留，送往北京软禁。郑成功及叔父郑鸿逵（芝凤）没有追随郑芝龙，率领部属继续抗清。清军长驱直下，攻陷泉州、漳州，郑成功母亲田川氏（翁氏）被乱兵污辱，自杀而死。郑成功十分愤慨，发誓与清朝势不两立。然而，当时清军已控制福建陆上大部份地方，郑成功及郑鸿逵只能据守一些沿海岛屿，例如厦门、金门、铜山（东山）及广东潮州的南澳岛等，与清军对抗。当时清军未有水师，而郑成功、郑鸿逵有丰富的海上战斗经验，加上郑成功拥有明朝「招讨大将军国姓爷」身份，得到不少沿海明朝遗民支持。
国姓爷郑成功起兵抗清之后，凭借昔日郑芝龙所建立的海上贸易势力，在杭州设立「山五商」，即以金、木、水、火、土为字号的商号，收购丝绸、瓷器、及各种特产货物，运往厦门，又在厦门设立「海五商」，即以仁、义、礼、智、信为字号的商号，转运货物到日本、南洋、荷兰人占领的台湾等地，换取白银、海味、胡椒、香药等海外物产，并且向路过台湾海峡的商船征收路费，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武装商船争夺海上霸权。
南明自从南京陷落，弘光政权崩溃，清军长驱南下，一些到南方避难的藩王，在地方官员、士绅拥护之下成立好几个临时政权，有些自称“监国”，有些自称“皇帝”。例如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家族支持下，在福州自称「绍武皇帝」，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自称「监国」。隆武帝与鲁王为争夺名号而不和，结果被清军逐个击破，鲁王兵败逃到舟山岛，后来依附郑成功。隆武政权崩溃后，隆武帝之弟朱聿粤（原字是左金右粤）在广州自称「绍武帝，而万历帝第七子桂王朱常瀛之子桂王朱由榔，从湖广衡阳逃难到广东，亦得到两广官绅支持，在广东肇庆号称「监国」，双方争持不下，不久桂王自称「永历皇帝」。清军攻䧟广州，绍武帝自缢死，永历帝往逃入广西。
永历二年（1648年），郑成功得知永历帝已登位，派人往广西朝贡，永历帝派使者册封郑成功为「威远侯」，郑成功奉朔改用永历年号。永历三年七月（1649年）晋封郑成功为「漳国公」，永历八年八月（1654年9月）又晋为延平郡王。因此后世尊称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但郑成功与永历帝从未见面。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据点，号召福建、广东沿海明朝遗民抵抗清朝，经过几年努力，发展为一支拥有四万部众，数百艘战舰的强大海上力量。但由于郑成功的陆上作战能力薄弱，多次攻打漳州、泉州等城市都遭遇挫败，然而清朝缺乏水师及海军将领，对郑成功侵扰沿海亦无可奈何。
郑成功在攻漳州、泉州时，收编了一些清朝军官，例如南安军官施琅、海澄军官甘辉、漳州军官刘国轩等，成为郑成功的手下猛将。但郑成功性格暴烈，长期在军事紧张、经济困扰、复仇心切的压力之下，变得猜疑暴燥，喜怒无常。据曾经替郑成功治病的荷兰医生拜耳（C. Beyer)记述，他天天生活在巨大恐惧之中，连自己的亲属、姬妾也不例外，经常因小事以残酷手段处死。永历六年（1652）郑成功准备惩罚大将施琅，施琅逃走，郑成功大怒，杀死施琅父亲及弟弟，施琅再投奔清朝，为清军训练水师。清军攻打广东揭阳，郑军守将苏茂失守，被郑成功处死，苏茂好朋友黄梧投降清军，向清朝建议「平海五策」：掘郑氏祖坟；查封郑氏山海五商，切断郑氏金脉；没收郑氏家乡田产；建造游击小船侵扰厦门郑氏战船；最紧要一项，是强制沿海村落百姓迁徙入内地五十里，切断陆上民众对郑成功的支援。
郑成功的海上势力，不但对清朝沿海构成威胁，亦成为来自欧洲的海上强权的强劲对手。自从明朝中叶正德、嘉靖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来自欧洲的武装商船陆续来到亚洲东部沿岸，在马六甲、吕宋岛、爪哇、澳门等设立港口、建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向中国输入白银、香料、军火等物资，购买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运往欧洲、美洲赚取巨大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