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市民：
这次是我最后一次以立法会主席的身份执笔写这一封家书。
几天后，我将会卸下肩负了21年的议员职责。回望这段旅程，我感到非常光荣，同时满怀感恩——可以说是走了一趟因贡献香港而丰盛、因服务市民而圆满的奇妙之旅。
香港不仅是我的家，更是孕育我成长、赋予我机遇、成就我人生的根。
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出生。我亲身经历了战后香港的奋斗历程，从百废待举的小城市，进化为百业腾飞的亚洲小龙，之后投身贡献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流，更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再到今天，适逢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担当着独特角色。这条极不平凡的发展路，我有幸参与其中。
七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家族事业。家父一生勤奋踏实，时时叮嘱我：「生于斯，长于斯，必须回馈这片土地，把更好的香港交给下一代」。凭着这份奉献精神，我逐渐从工商界的实业耕耘，转向投身各项公职服务，代表工业界发声，协助业界升级转型，回馈香港。
沙士疫情后，我得到业界支持，从2004年获选为立法会议员；到2016年至今9年，更获议员支持成为立法会主席。
在立法会，我很高兴参与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工作，亦有幸带领立法会，特别是建制派议员，一起无惧、无偏、无私奉献地协助中央和特区政府克服新冠疫情、令议会回复理性、完善选举制度，以及成功处理不少老大难的问题。行政立法关系良性互动达到历史新高，去年更同心同德，完成延搁了27年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立法会也史无前例地加强自我监督，引入新的《立法会议员守则》，完善履职机制，让议员更好地履行宪制职能。
转眼间，在立法会已经21年，我深深感受到，担任议员是一份使命。我在从政路上经历了高山低谷，顺流逆流，但无论任何光景，驱使我继续前行、永不言倦，始终是「将更好的香港交给下一代」的初心。
我很感谢立法会秘书处，一直为议员提供全面而专业的支援，是议员的紧密伙伴。作为立法会主席，我一直与秘书处合作无间，即使面对的挑战有增无减，秘书处总是敢于突破，与时并进，尽责建言，为我提供所有可能的选择，让我全面考虑，作出最佳决定。
秘书处已经为第八届立法会候任议员举行了简介会，协助他们熟习议会运作，尽快「埋位工作」。我与候任议员分享经验时，特别提到议员任重道远，不是「打份工」，不是为自己个人荣耀去做，而是以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为依归；亦要虚心学习，才能够贴地服务市民。这不只是我作为现届立法会主席对新一届议员的期望，相信也是国家和全港市民对立法会的殷切期望。
新一届议员甫上任就要处理许多重要工作。行政长官已表示，政府会在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会议，提出议案讨论如何支援大埔火灾的善后重建，推动制度改革。另外，财政司司长已展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的公众谘询。议员须要协助政府拟备一份稳健务实、为香港妥善谋划未来的预算案。
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习主席已嘱咐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些是国家开给香港的考试题，也是国家支持香港发展更上一层楼的黄金机会。
立法会作为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协助特区政府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出谋献策，回答好试题。我深信，新一届议员会凭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宝贵经验、人脉和资源，对市民、业界和香港的了解，在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的前提下，发挥立法会的独特宪制职能，全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推动香港变革创新。
变革往往蕴含不同的发展可能。香港是成就梦想，机遇处处的地方。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城市，有引以为傲的法治传统，又是最开放的城市，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通，中西文化交融，加上位处亚洲的中心，「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都是香港得天独厚的独特优势，一定要倍加珍惜，用心发挥。「一国两制」是国之所需、民之所向、香港之所依，必须长期坚持。
立法会广场近年种了很多粉红色簕杜鹃，簕杜鹃开花期长，色彩灿烂，又能适应不同环境，生命力强。看见簕杜鹃就好像看见香港，朝气蓬勃，适应力强，顽强奋进。
香港的发展道路从来都不平坦，过去如是，未来亦会如是，但香港人往往能够在不平坦的路上顽强奋进，不断突破自己。我祝愿香港人继续以这份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更美好的香港，将更美好的香港交给一代又一代，成为国家富强、繁荣长青不可替代的力量！
立法会主席
梁君彦
2025年12月27日
亲爱的香港市民：
大家好！每年11月第二个星期六，是香港的「器官捐赠日」。我想在这里，先向那些在生命最后一刻，仍以他们最大的爱去成全他人生命的器官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致上我最深的敬意与感谢。因为他们的一个决定，能够让无数病人重获新生、重新呼吸、重新拥抱家人。他们所付出的，不只是他们所捐赠的器官，而是一份爱、一份勇气，也是一个延续生命的奇迹。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拥有博爱宽容的心，也承载中华文化的仁义精神。然而，当我们与国际数据比较时却发现，我们的器官捐赠率在亚洲甚至全球都属非常低。这并非因为香港人不愿意助人，而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制度上的不足、以及社会教育的缺口，让这份「愿意」往往无法成为行动。
器官捐赠有着一条漫长和复杂过程的道路，从开始由病人与家人对器官捐赠的想法到最后的决定、和病人是否适合成为捐赠者、医护能否即时配合、到最后捐赠的器官能否安全移植到病人身上等等，当中牵涉医学、法规、行政与人心的协调。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变数，都可能令希望变成失落。而这当中，由「人」到「制度」我们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市民方面，仍然有好多人抱着要「死后留全尸」的保守传统观念；有人误以为捐赠会影响身后尊严，有人忌讳谈论死亡，亦有人虽有意愿去捐赠，但却一直还未在捐赠名册登记去表达他们的意愿。
医疗方面，忙碌的临床环境、人手和资源短缺、及技术配合的时限，都可以令捐赠与移植的衔接困难重重而出现问题。
在政府方面，虽然现时有自愿器官捐赠登记平台，但欠缺一个能统筹整个器官捐赠的专责机构去全盘领军和推动这个复杂的事情。当中包括持续教育、统一协调、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决策。缺乏一个统筹的机构，自然令到整个体系流于分散，难以畅顺运作从而得不到理想的效果，而长远也缺乏有需要制定的长远发展。
我希望能够改变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文化，从而改善器官捐赠。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从以下三方面作出一些建议：
第一，成立一个独立而具实权的机构，统筹全港器官捐赠与移植，包括教育、宣传、跨部门协调及医疗支援，让各方努力不致分散。
第二，从教育入手。学校以生命教育的形式向学生介绍捐赠的意义；社会则以正面、温暖的方式重新塑造对「捐赠」的理解。好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睇，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接力。改变香港守旧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如「死后要留全尸」亦都不是一个必要的守旧思维。
第三，推动由「自愿捐赠制度」改为「预设默许制度」。现时自愿捐赠制度存有盲点，由于许多市民虽有心捐赠，但因没有在登记名册上登记，而最后令家属陷入要代为决定的困难局面。试想当亲人突然离世、在情绪激动及悲伤之下，但事前亦没有明确的指示，家属只好选择保留而不作捐赠，于是捐赠的机会往往因此流失。
「预设默许」是一个市民可以有选择的机制。我们既可以让不愿意捐赠的市民选择退出捐赠，同时亦能够令那些有意捐赠的市民不再需要刻意去登记为捐赠者，而他们的意愿还是可以得以落实。若我们能改为「预设默许」机制，这将是推动整个社会大爱文化的关键一步，亦可以是香港市民大众之福。
在我的工作里，我见过太多无助的等待，远多于见到一些奇迹的出现。因器官衰竭而长期靠机器维生的病人，当他们在移植后能够重获新的生命、重新拥抱家人那一刻，说：「我感觉我的身体里有着两份爱和生命存在。」这句话，其实说中了器官捐赠的真意──生命可以共享，爱亦能在陌生人之间传递。
香港人从不缺乏爱，只是需要更多被理解与被引导的机会。当制度完善、教育普及、社会共识形成，器官捐赠将不只是医疗议题，而成为一种城市文化，一种让生命延续的信念。
亲爱的香港市民，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再用「捐出器官」这四个字去代表分离，而是用「传递生命」去表达爱的延续。
香港器官移植基金会主席
何继良医生
2025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