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战场》摄制启示录

二零零零年六月，泰缅边境一个小镇，天气很热，摄氏三十六度，我和摄影师尔超军首次到来，准备拍摄《孩子上战场》(Child Soldiers)这个长篇纪录片。关于这个地方，我所依靠的就只有背囊里的一叠资料和两三个联络电话。下一步该怎么走，实在有点惘然。边境河流对岸的缅甸山区，小数族裔克伦族和缅甸军政府的战事已经持续了五十年，那边聚集了全球最多的童兵，也埋了全球最多的地雷，还有这一带是抗药性疟疾疫区。

这个长篇纪录片《孩子上战场》是香港电台跟外国公营广播机构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Oregon Public Broadcasting 和独立纪录片制作单位Electric Pictures 的一次合作。我们一共有五个编导，分别负责到非洲、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的采访，而我负责亚洲。相比起其他合作的编导，我最没有战地采访经验。临行前，我跟澳洲的总编导Alan Lindsay ，监制Andrew Ogilvie 和做了这方面资料收集五年的Greg Colgan开了几次电话会议，越洋取经。这一刻，来到现场----泰缅边境小镇，下一步该怎么走，再惘然也得靠自己了。



直闯活跃战区

呆了三天，终于踏前一步。我们搭上天地线到泰国边境山区难民营，寻找从缅甸政府军逃走出来的童兵。清晨六时，阴雨绵绵，货车在边境公路上奔驰。我们加接头人一行共五人，车斗载着米粮和药品，为的是掩饰我们的记者身份----泰国边防军不欢迎记者。我和摄影师都是亚洲面孔，不太显眼，容易蒙混过关，我还特意在曼谷逗留的一两天把自己晒得黝黑一点，或许有点幼稚。事实上，「亚洲面孔」的便利也是Alan和Andrew 希望我们负责亚洲的原因，联合制作（co-production）的可能性正是如此。

一路上，有点忐忑。路边检查站，泰国士兵都荷枪实弹。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如果再能搭上天地线，我们要不要偷渡越过边界，到河对岸的缅甸山区寻找克伦族军的童兵？这是否已经超出我的能力？毕竟那边是活跃战区（active war zone）。

货车从柏油路走到泥路，到最后，路不见了，我们的货车在崎岖涧谷中涉水，蜿蜓前行。两小时颠簸不定，眼前是数十间用竹搭建的茅屋散布在陡峭山沟，难民营就座落在前面。看着氤氲雾气，我明白为何这里是疟疾疫区。在缺乏医疗援助下，难民营里的儿童死亡率很高。泰国政府一直只想低调处理这班边境难民，一方面不想得失缅甸军政府，另一方面亦乐得有活跃在边境山区的克伦族游击队作为缓冲，避免直接面对军力远超自己的缅甸军。他们严格限制外国救援组织的活动，亦不让难民离开营地。战争一日不结束，在这里长大的年青人，他们的将来就是这个山沟。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在一间用竹和茅草搭建的学校里，我们访问了一个从缅甸政府军逃走出来的童兵，他被强迫当兵时才十四岁。他今年十八岁。

在难民营待了三天，雨下个不停。我们找到另一位接头人。他说可以安排我们偷渡到河对岸的缅甸山区，拍摄克伦族游击队。我们知道他甚有来头，熟悉地形。我和摄影师相视一刻，决定闯关。我记得曾经问过地雷的问题，他说山区里的地雷都是他们的人埋下的，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凌晨三时，雨还在下。我们摸黑出发，沿着涧谷向河边走。遇上泰国边防军哨站，我们就攀上山沟绕路过。一路泥泞，有时路不见了就沿着水涧涉水前行，裤管和鞋早已湿透。由摸黑到天亮，我们终于来到河边，时间是清晨七时，接应的机动小艇早在等候。河水急湍，插上泰国国旗的小艇逆流而上。沿河两岸，一边有泰国边防军检查站，一边有缅甸政府军哨站。接头人说，如果我们是白人，恐怕全程都要用布盖着，以免麻烦。经过三小时航程，我们到达克伦族游击队的据点。再往山上走一段路，到达营地时已经是十一时。我和摄影师尔超军疲惫不堪，倒在竹掤昏睡过去。

翌日，体力回复，拍摄开始，我们跟随游击队上山巡逻。他们说，每日都要防范政府军来犯。路上，摄影师说头很热，怀疑是否染了疟疾，不过身在山区，只能「顶硬上」。士兵当中有个孩子脸的只有十四岁。他是自愿参军的，因为妈妈给政府军杀了。现时，全球每日有三十万童兵被推上战场，这是一个不停在变的数字；即是说，今天的三十万和昨日的三十万不同，当中有人战死，有人逃走，亦有新的童兵加入。

回到泰国边境小镇，已是一星期之后，天空放晴，天气闷热。我们一直有吃预防药物，但连我也开始发烧发冷，回港后直往急症室验血。结果，摄影师年青力壮，没有事；而我就证实染了疟疾，要在医院里床几天。

同一时间，我们有来自澳洲的编导Tim Wise正在非洲南苏丹拍摄，他在战争最前线，处境更危机四伏；另外，总编导Alan 亦刚完成非洲乌干达的拍摄；还有在南美哥伦比亚的Meredith和在非洲塞拉里昂的Sophie拍摄工作亦将开展。



联合制作新模式

《孩子上战场》无论以资金和拍摄规模，都是一个大型计划，资料收集早在五年前已经开始。在澳洲，这类拍摄计划由融资、保险、法律顾问服务到发行，都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政府亦会在计划的不同阶段给予辅助。以这个计划为例，在撰写计划提案时，拿到省政府的文化基金和六合奖券基金的资助，进行实地的资料收集，令提案更为充实，更容易找公营广播机构合作，投入资金。这种协助，对有如此规模尤其是纪录片制作很重要，我们称之为「种子基金」。日后，影片发行拿到利润，会按合约权益摊分。对这种「种子基金」来说，风险因而相对下降，辅助亦变得可持续。


我们是比较后期加入的，碍于电台的政策，合作形式是投入制作人员及承担有关制作费用，以换取香港的播映权。这种合作形式亦说明联合制作（Co-production）可以很多元化。对我来说，能够参与这样一个拍摄计划，确实是一个宝贵经验，对一个制作人来说这已是很大的回报。

回看香港的情况，香港电台的外判计划是一个开始，但从本土去发展如此规模的制作，客观条件还是有限。何志平局长说要发展创意工业，特首在连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也有提及，澳洲的运作模式可以是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