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地震采访手记

　　雅安地震当日原本是假期，我睡至日上三竿被采主的来电唤醒，告知四川发生大地震，并要求立即起行。采访过五年前汶川地震，再听到「四川」与「地震」，总令人不寒而栗、神经紧张，不安驱走了睡魔，我以「九秒九」速度起床收拾行李，脑海不由自主地浮现着一幕又一幕汶川大地震的景象，那些惨不忍睹的情境会否再出现？会否再有学校倒冧？山泥倾泻、断桥断路会否再令灾区断水断粮？我带着一大堆问号启程前往灾区。

争取时间赶赴灾区
　　公司安排我与另一名同事陈乐谦同赴灾区采访，而当时已有另一队原本采访汶川地震五周年的采访队在四川，他们即时赶往灾区。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决定到较多内陆航班的深圳机场乘飞机到四川，但地震后成都的双流机场一度关闭，积压下来的航班在「排长龙」，所有往四川的航班都延误最少四小时。我们虽在机场成功买到机票，但到禁区候机室才发现航班起飞无期，唯有返回大堂的售票柜台转机票，最终，这班机不负众望成功于晚上起飞。

　　离震央百多公里的成都，在这次地震中影响不大，我们逗留了两天采访接收危重伤者的华西医院及官方的三场记者会后，便赶赴地震重灾区之一芦山县城与另一队采访队汇合，我在想，真正的灾区采访工作才正式开始。

　　为赶及午间新闻前发回报道，我们一早出发，前往芦山的路上，起初车流极为稀少，只见运送救援物资车辆，当去到芦山县城二十多公里外，就开始出现绵延车龙，原来公安在公路设检查站，阻挡非紧急及救援车辆进入，即使运送物资的车都被迫堵在路上。这种情景与五年前汶川地震一样，唯一办法就是说服公安开路，第一次不让进，但我们不放弃再试多次，经过一番唇舌，纠缠近半小时，公安也许被我们锲而不舍的精神，或巧言令色感动了，竟然奇迹地放行，碰巧遇上的另一队被拒进入的香港行家，我抹一额汗，车子长驱直进震央芦山。

　　但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越深入灾区，路途越崎岖。由芦山往宝兴的路上，原本狭窄的山路满布山泥倾泻留下的沙石，左边是山坡，右边是山崖，余震加上有雨的天气，山泥倾泻随时一触再发。由于晚上封路，进入宝兴县的车辆，只好停在有山泥倾泻危险的山坡路段过夜等候，我们也不例外，幸好晚上没有余震及大雨，清晨路段重开，大家平安无恙。

灾难当前彰显人性
　　犹记得零八年汶川地震时到北川采访，从山上俯瞰北川县城，满目疮痍，全部楼房东歪西倒，瓦砾砌成一个个大山丘，城内满布仍未处理的尸体，那份死寂与沧凉，毕生难忘。相比之下，今次到芦山及宝兴县，损毁情况没有想像中严重，大部分楼房并无倒塌，但楼房的墙身裂痕处处，灾民也不敢回家。即使是汶川地震后兴建的楼房亦出现多处裂纹。香港援建的芦山县初级中学地下大堂的墙身批荡大幅剥落，背后的砖墙都爆开了，建筑时用的「空心砖」也无所遁形。学校校长周绍义整日就待在大楼正门对出的一个帐篷，他凝视着大楼，眼神带着无奈，可幸的是，楼房并没有塌下，校长说，仍有信心教学楼经维修后可以继续使用。

　　芦山县城内主要有两个安置点，大批灾民架起帐篷栖身，但帐篷供应不足，有灾民自行搭建大帐篷，五个家庭共二十多人就挤在一个只有二百呎的空间，下雨时更出现漏水。县城的情况尚且如此，县城外的乡郊地区情况更差。有来自乡村的灾民指，震后几日除了获发六盒纸包奶及每人每日一枝樽装水外，便没有其他物资。

　　在县城的安置点认识了袁小姐，当时她与丈夫轮候奶粉配给，由于供应有限，最终只获发一杯奶粉。与她倾谈才知道，若不是她今天到县城看医生， 也不知道这里有奶粉配给。她说离县城几公里外的青仁乡，那里便有很多婴幼儿，这几天都在捱饿，而且不断哭叫嚷着：「妈妈，我饿了」。说到这里，袁小姐也哭成泪人。刚握着那杯奶粉的她说，要尽快回去将仅有的这杯奶粉沟稀，尽量让多些孩子有奶喝。我们也决定跟她回乡看看，的确发现乡郊房屋损毁情况明显较严重。她一家住的楼房，上层整幅外墙塌下，幸好一家人仍然齐齐整整。她们与邻居等共七、八十人，就栖身在自行搭建的同一个大帐篷，食物是共享的，但在没有供应的情况下，似乎撑不了多久。而且他们缺乏往县城的交通工具。我们离开时，就顺道接载了两名灾民到县城，她们同样都是为孩子补给必需品的。在车上，其中一名灾民激动到哭了，又说今次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在想，这条村可能真的被人遗忘了。

　　其实，宝兴县的物资也严重短缺，在县城的一个最大安置点，遇上一对同样来自乡郊，同样得不到物资供应的父子，他们一家廿多口亦已耗尽粮食，家中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祖母。两父子专程到安置站希望带些食物回去，但现场工作人员似乎无动于衷：「这些物资只供给我们这个安置点，别的地方由别的安置点负责」。这对父子坚持不走，开始与他们理论。我见状于是上前查问，并打算访问这对父子，一名政府人员见到记者，也迅速走过来，主动上前跟我解释情况。围观的人愈来愈多，其他不满的灾民亦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这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工作人员叫两父子走上前，并向他们递上两大箱杯面，刹那间，那对父子走了，聚集的人也散开了。反而在当局眼中，似乎记者比灾民更重要，例如分发食物时，除了官兵及工作人员优先，就会轮到记者，拿着采访证亦能获发食物。讽刺的是，虽然安置站的灾民只有自己带来的食物，但他们仍然毫不吝啬、守望相助，除了与其他家庭共享仅余食物，不少人更愿意邀请饿着肚子的陌生人与他们一同吃饭，我也被邀请好几次，的确灾难当前，特别能彰显人性的光辉。

灾后生活真正考验
　　除了缺水缺粮，灾区面对另一个最大挑战就是电力供应。地震后重灾区的公用电力，包括街灯等设施很快恢复，但仍不能满足灾民的用电需求。举个例子，与五年前汶川地震比较，用智能手机的人大增，临时的充电位置全日都挤满灾民，一个拖板再加插另一个拖板，如此类推，一个电掣就插上几十个插头，结果严重分薄电源，令充电时间比正常多花两三倍，这种情景五年前汶川地震绝无出现。这亦令在灾区采访的记者大伤脑筋，因为所用的录音机、电脑、摄影机、电话通通都要不断充电， 所以每天除了安排采访工作，必须预留「充电」的时间。

　　当然，器材要充电，身体更要充电，回想六天的采访，与同事一起「搏杀」，休息时间欠奉，我们都只能靠意志坚持着。有灾民对我们说，来采访的记者很辛苦，说实话，我不以为然。我想，过了一段时间，救灾结束，我们便能离开灾区，返回舒适的香港，但这里的灾民则要继续面对灾后生活，对他们而言，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可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