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资」电视新闻部有什么大作为？
李志坚 香港电视网络新闻部总监
2013-11-15
作为总监，在这个新闻部作战了5年8个月，我尝试透过这篇文章解答这个疑问。而答案之一就是管理层的「用心」和「认真」，感动了资深和资浅的新闻人及制作人。这种感动，是一个花了44天共五个有关研发电视新闻任务的过程。
44天五个任务感动新闻人
故事的起点回到2013年9月2日。这天，新闻部还剩下23人，六成是编辑和记者，四成是导演和剪接师，众人带着患得患失的心情上班。有资历较浅的同事担心前景，停止日常新闻及专题的采访、编写和制作，改为每天从事研发和试验工作，还要跟公司的主席直接对话，这是新闻工作吗？相信别的新闻机构宁愿花资源做多些报道，也不会花时间搞什么 Research & Development，我们还是做电视新闻吗？
至于年资较深的同事则明白及相信，公司明年会投放更多资源及人手去开拓新闻业务，所以理解这是一个适当的部署，让新闻部的人才告别收费电视的新闻工作，重新探讨及构建一套值得香港观众选择的免费电视新闻服务。而在这天之前，也包括我当总监的5年多以来，王维基不曾参与新闻部的编采会议。他的原则是，新闻部在既定的营运成本下，享有编辑自主的环境去制作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作品，服务19万户收费电视观众。可是，如要面对200多万户家庭观众的免费电视世界，老板认为我们需要重新部署，所以他要我们停下来，思考及实践新的想法。
连我在内，24位新闻部人员怀着这种心情下，走进会议室，迎接第一天的研发工作。
什么人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即是目标观众？他们为什么看电视新闻？他们透过什么渠道接收电视新闻？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吸引、满足及带领目标观众？即日内解答这连串问题并向管理层演说理据，就是王维基给新闻部的第一个研发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希望同事从「Audience-in」即观众为本的角度，思考电视新闻的价值及报播方式，可以有哪方面的「竞争优势」。
分组思考目标观众及报道价值
我们按年龄层把同事分成五个小组，大致为「70后」、「80后」和「85后」，用意是想听听不同年纪同事的意见，而不是由中层同事领导及发言。一时间，新闻部像一所学校，同事变成学生，各组找地方讨论，有的在录影厂，有的在剪片室，有的在会议室。我则担当「观察员」，不时进出他们的阵地，视察他们是否认真地讨论，以及提醒他们要按deadline时间准备好向管理层包括公司主席、副主席、行政总裁和市务部的团队演说。
心底话，思考及解答那连串问题，是我这个新闻总监的日常工作之一，虽然平日也会跟中层及基层同事交换意见，但这回他们要即日完成任务，还有由资浅同事来向上司和管理层解说，我有一刻担心，但也相信他们做得到，因为我相信能够留到这天的同事，都是敢于接受挑战的人。
结果，每组都有条理地演说他们的想法。概括来说，他们认为我们的目标观众，是一群18岁至35岁、愿意接受新事物、需要吸收知识的一群人。因此，除了一般新闻报道，知道当天有什么议题之外，还要知道争议的焦点、趋势分析和问题的解困方案。这群观众也是「C-generation」网络世代，惯于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会同时使用家居电视和流动通讯装置。因此，有同事提出早晨新闻节目的主播也可以「落区」，把中型货车改装成流动的小型新闻报播中心，每次节目时间可以走出录影厂，到访不同的社区，接触观众。
同事演说的过程，一方面我看到他们把我们平日讨论的想法，总结及演化出好些想法和提议，另一方面我看到王维基每听到有趣的点子，都用笔记下来，并且发问，质疑同事的观点和理据。事后，我跟年资浅的记者交谈，他说这回演说，压力较平日写新闻稿为大，也感受到老板的认真。这种感觉在随后的第二及第三个任务，逐步加强。
探索创新电视新闻节目的可能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继续分五组，这回就由资深同事带领，每组选择一个地区的知名电视新闻机构，分析她们的节目及内容设计、节目编排、报播手法等。虽说自选地区，但我有责任引导他们分别选择美国、英国、俄罗斯和台湾的个案。因为本地的电视新闻内容设计和表达方式，多参考影响力较大的美英媒体，但我发现俄罗斯媒体透过影片分享网站，得到英语地区特别是美国网民的点击观看，我希望不论资浅或资深的同事，也该了解香港以外地区的电视传媒在做什么。
此外，被批评在激烈竞争下形成「新闻娱乐化」的台湾传媒，她们在做什么，又为什么她们要这样做。我希望同事看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这也是管理层希望新闻部的人才可以从中互相学习。建立这种学习文化，有助团队日后的「创新」。
所谓「创新」是相对一般新闻的角度选择和处理手法。举例，报道政府有关扶贫政策的记者会，电视新闻的一般做法是有一则报道，讲述记者会的重点，然后有一则报道讲一个贫穷个案是否受惠，再来一则报道找个学者或专家来分析政府的方案或比较其他地区的类似政策。如果各家本地电视新闻机构也这样处理这个议题，即使有五个免费电视台，观众也只会收看一家的新闻节目，因为大家的报道手法大同小异的话，观众为什么要选择多看一个台？
相反，在竞争下，各家电视新闻机构按着所定而有所不同的编辑方针，从内容策划、采访角度及人物、摄影手法、剪接表达方式、后期制作及报播等环节，因应要服务的对象，环环「创不同」。我相信，观众会花时间多看一个台的新闻报道，因为我们认真地为观众提供有价值的选择。3年多前，我们已定出的编采目标，是连系新世代受众，透过时事通识，启发创新思维。
说的易，做起来则是一种difficult pleasure「难趣」，过程充满难题要解决，要面对别人的轻视和挑战，但当我们每达到一个小目标时，大伙儿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也是为什么有些同事由毕业就在这里工作8至10年的原因。这里的资源真的如外界所说，少得「众所周知」，一家免费电视新闻部一个月的营运成本，足够我们运作一年。这种「小资」营运是有理据的，上文有说，我们服务的19万收费电视客户，跟2百多万户免费电视客群比较，是蚊与牛比，也因为服务对象不同，所以营运成本才有这么大的差别。
可是，我们讲梦想也讲生活，公司在加薪幅度及年终花红奖赏方面的政策，采取与同事绩效挂勾的原则，部门主管有充分的弹性，推荐表现优秀的人才，可获加薪15至20%以上，年终花红相等于2至3个月月薪，并且优先考虑津贴进修或派往海外出席国际性会议。今年，我们就派了一位助理编辑和一位首席导演，参加在萨尔瓦多举行的INPUT「世界公视大展」，观看不同地区的纪录片及侦查报道作品，认识更多制作人，扩阔我们中层领袖的视野之余，也希望他们有所学之余，亦可跟大伙儿分享，甚至尝试实践所学于我们的作品上。
「小资」营运的难趣满足感
正因为这种管理文化，尽管资源及人手限制，我们多数的同事较别的电视新闻机构拥有更强的心理质素，不怕给行家看小，愿意走多一步，学习多元技能，适应不同岗位的工作，既能谅解别组同事的情况，也能互相补位，达到团队合作的效果。就是这种价值观，推动我们在「小资」环境下，尝试和摸索「创新」电视新闻节目的可能性。
于2007年，也是香港回归十周年，我们决定这一年的港闻大事回顾要「破格」制作，放弃一般「流水帐」式节目手法，改为以主题式「回忆‧重生‧机遇」，编排07年的香港焦点社政议题。这个作品播出那天，我看完有感动，于是以中国香港的小型电视新闻机构身份，把这个大事回顾拿去参加被誉为电视界「奥斯卡」的「纽约电视节」，跟世界各地的机构，竞赛最佳公共事务节目类别。
记不起有多少个月之后，有同事给我一封由美国邮寄来的信件，开封后发现了一封证书，是纽约电视节发给我们的「最佳公共事务节目入围奖」。有份参与的同事很开心作品得到国际认同，我则有一点开心，因为这个入围奖是新的「鞭策」，推动我往后的港闻大事回顾节目，鞭策同事要不断进步，制作出更好的作品。又是一次「难趣」，创新港闻大事回顾节目制作的第二次突破，3年后才发生。
那一年，在策划「2011年港闻大事回顾」前三个月，我安排了大部分组长包括编辑、导演及剪片组等，离开新闻部办公室上班，到旺角一家健体中心，找了3名教练，给我们一行9人，进行两小时的体能课程。有同事在操练中途捱不住，要躺下来休息。也难怪，有些同事许多年没有运动过，忽然一个上午「狂操」，躺下是意料中事。我这样安排，是想他们跳出comfort zone「安全区」，尝试挑战自己，经历这课特别操练，吃过午饭聊天之后，便要观看得奖纪录片「Inside Job」。最后，他们知道我想他们参考这部纪录片的手法，以特区政府和公民社会捍卫各自坚持的价值观为主题，制作2011年港闻大事回顾。
那时，有导演同事说担心做不来，因为制作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们不仅要专访行政长官曾荫权、时事评论员和多位被访者，还要拍摄新的、贴题的、高清画质及有特别构图的片段；更要跟作曲人沟通，创作开场及结尾音乐。这群组长口里说「难」，但我相信他们可以，所以我很少参与他们的摄制及后制工作。时间过去，到节目出街前一刻，我才开始有点担心，他们会否弄出一个「有镬气」的作品。当我从家中的电视观看完整个节目后，我跟自己说之前的担忧是多余的，事关在我眼中，他们制作出一个高水准的「港产纪录片」。这个作品其后上载到Youtube，有网民留言说这种港闻大事回顾的处理手法有心思，很期待王维基的「免费电视台」作品。
敢于迎战一个又一个难题
换言之，能够在今年9月还留在新闻部的同事，多数是经得考验和挫折的。于是，他们带领着一批资浅同事，接受老板的第三个挑战，就是主播要尝试有「亲和力」和「可信性力量」的报播，有别于传统的去表情「中立式」报道。这样做，是在探索建立记者及主播形像和性格的可能性，当他们的试验成熟，便会安排「观众小组」评价，再决定是否采取这种报播方式。由于我们的主播同事没有太大的传统电视新闻报播包袱，他们都愿意尝试，用一个星期时间，分组练习及录影报播效果给管理层观看。虽然他们的表现未必达到满分，但尽力去做，已赢得老板的认同。
结束第三个任务之后，我们在一个月内，挑战第四及第五个任务，分了三组人，分别制作早晨新闻节目《SHINE》、主打时段的新闻报道节目《TOP！》及夜间新闻报道节目《NEWS 23》，同一个节目做了两次。老板批评第一次的节目有部分突破，但程度不大，仍然有很强的传统电视新闻报道方式影子。那么，再做一次，要怎样做才可以更突破？
敢想敢做拼命做的新闻团队
相信您也会猜到，我会用「非常」方法，激发同事的创新「小宇宙」。没错，这趟我指令三组同事用3天时间，可选择在组长家中或其他地方，做资料搜集、分析及挑选出世界级的新闻报道节目样本，尝试学习及变通对方的做法，然后向我推介，说服成功便可以重做他们的节目。另外，为了较科学化地比较前后两次试验，我设计了一个评分表，让所有同事互相评分。
于第一回试验，《SHINE》获得同事最高评分，也在8项打分栏目，取得6项高分。《TOP！》排第二，《NEWS 23》分数包尾。经过一轮检讨、学习、再创作、再执行，于第二回试验，《TOP！》这次的成绩爬上来，分数成为「TOP」，并取得4项栏目的高分。上回最高分的《SHINE》制作水平亦没有下降，仍保持水准，以及有增长分数，反映同事真的在不断进步。那一天是2013年10月14日，政府公布免费电视发牌前一天。王维基在新闻部的录影厂把同事的试验作品，看了一遍又一遍，除了给评语，也有赞赏部分环节令他感到惊喜，是香港现时还没看到的报道处理及报播手法。
呈现电视新闻的创想
2013年10月16日上午11时许，在老板开员工大会宣布裁员的消息后，我给新闻部的同事发了一封电邮，大致内容是说：假如，这是大家今个月的最后一次合作，我真的相信我们是一支优秀的电视新闻团队！也相信，你们无论在那处作战，你们都会为那处带来「活力」、「启发」和「正能量」，感激大家过去的努力。
今年，是《香港新闻台》诞生10周年。原本，我们一直接受「小资」营运到明年，便有机会获得管理层拨款多数倍的营运成本，招兵买马，在免费电视市场，把我们的创想呈现给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观众。想不到我们的梦想，竟然在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实现，我们的专题报道在大屏幕播放给数以万计的市民观看，片段成了当晚互联网的热门视频之一，事件更成为翌日报章的重点内容之一。
最后要说的，是曾经和一位高级记者对话，她对于我们的「小资」运作感到无奈，我告诉她我们的做法及模式，对行业是有参考价值的，有一天我们的故事会在香港电视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一段描述。今天，我告诉她，我们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