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的舆论监督迂回发展

2003-03-15
前国内《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因揭发市场黑幕而受恐吓。
最近在大陆很热门的话题是舆论监督,尤其是去年共产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明言:「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其实从一九八七年十三大起,「舆论监督」的概念连续四次出现。所谓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指的是新闻媒体监督,因为舆论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整合,才能反映民众对事务的评价,媒体在指引和诱导民众对某一事务做出评价,关系是非常重大的。

问题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不是独立的,而是政党权力的延伸与补充。它不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远远达不到与政府制衡的力量。基本上,舆论监督是政府舆论导向的延伸,一种由上而下的操作,还是具有一种官方化身的色彩。 它关注的是社会的稳定,「帮忙不要添乱」是一个操作的守则。与西方媒体所了解的舆论监督----也就是建筑在人民有知情权、言论自由,和以选票手段来影响政府----大相迳庭。那为什么舆论监督还能成为一个业界与学术界,反覆讨论的主题呢?


政府主导的监督

去年十二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的研讨会,聚集了新闻媒体与学术界的精英,用几个近年的具体例子,来讨论在现行体制下政府主导的监督。

首先关注的是「吕日周现象」。吕当了三年山西长治县的党委书记,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人物,他许多特立独行的举动来改革官场陋习之中,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媒体治市」。长治县有三十二万人,以前是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基地,他在任上用市委机关报《长治日报》来点名批评不称职的官员,把干部在开会时打瞌睡的照片等登上了报纸,先后发表了六百多篇批评文章。他不是媒体的改革者,但擅于运用媒体监督作为一种手段来改革地方政府。在一个极爱面子的社会,他树敌很多,不少人猜测他将没有好下场,最近消息,他安全着陆,将调任山西政协副主席。那么他调走之后,是否人去政息呢?显然新闻界、学界均不看好。 这在发动新闻舆论监督的热潮中,「吕日周现象」的兴衰,很能反映出一种政府主导的监督与人治的局限性。

业界对吕日周这种开明领导,还是非常称许的。因为新闻媒体即使是作为党权力的延伸, 在实践中进行监督报导时,经常受到阻力,得不到政府领导的支援,遭遇种种借口,诸如「影响团结」、「给党抹黑」、「给政府添乱」 等等。像吕日周重视媒体功能,应该越多越好。学术界反应则相对的冷淡,认为人治的色彩太浓厚,对于建设民主法制机制不相符合,不值得提倡。但是一向提倡新闻开放的孙旭培教授给以长治经验相当正面的评价,他认为媒体治市没有给长治带来不稳定,人民承受得很好,证明应该是可行的,这是消除官方疑惧是有意义的。

可是有些学者认为吕日周将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工具,将原应为人民服务的看门狗,变成自己的爪牙,隐在的问题非常多。在长治,媒体批评物件也不能超越于县级领导之上,吕本人与副书记也没挨过监督。近年来,以媒体应负起监督责任为名,权力组织掀起的各项运动中,媒体被要求「配合进行明察暗访」组织新闻曝光等,只加深了媒体作为党权力延伸的困境,此风不可长。如何将舆论监督法治化,使其不成为思想与宣传部门监督其他部门的手段,是个大课题。

但有学者指出舆论监督受到重视,所显现的是在社会急剧变化下,许多现行法规制度解决不了许多难题,有待另一种机制来制约。中国社会腐败的现象,表现了现行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政法部门本身有缺陷,于是舆论监督被企望能弥补其他监督机制的缺陷。全国瞩目的黑哨案,在法律上,组球协会属于何种团体、裁判身份界定,都不明确。媒体的介入,显示了司法的困境、法律管辖的盲区,引发联带性的讨论。网上有十几万个帖子,结合反腐,成为巨大的力量。

在地方保护主义,官官相护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黑幕,不能指望当地行政、司法方面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要靠记者的热情、勇气,与智慧来突破各种障碍。原《经济日报》记者王克勤在甘肃揭发证f市场的黑幕,备受恐吓,在当地无法立足。山西矿难的报导,有赖省外媒体靠跨地区的监督,将人间悲惨的真实情况报导出来。


媒体自身在成熟

在讨论会上,业内人士与学者有一共识,那就是经济的变化使媒介不再是单纯的党政工具,电视、报纸为扩大收视率与发行量,批评报导受到观众读者喜爱,促使了媒介对调查栏目的投入。丁晓阳是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的制片人,他说没有舆论监督的新闻是越来越没有市场。公众对批评曝光性的新闻有了相当高的期待,一般批评报导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种类要求越来越丰富,刺激性不断增加。然而管理部门对电视的监控也最为严厉。《焦点访谈》红极一时,但眼下它的行动都被置于高度控制之下,就连批评曝光也是与国家监督政策、法规贯彻适应配合,无法显现出媒体作为舆论监督机构的自主与活力。他认为《焦点访谈》的发展经历说明,靠批评曝光积累起来的影响里,到头来会束缚节目的发展与进步。

依照烟台大学齐爱军教授的看法,《焦点访谈》建立了一种新的话语代表政府,而有别于传统的宣传腔,结合「官意」与「民意」,在选题上寻找舆论空间的突破点;《今日说法》以新闻事件为切入点,是法律话语形式;《南方周末》是知识话语形态。这三种话语都是给建立市民社会建构一个张力空间。

媒体自身也在成熟,由八十年代情绪化的报导演变到冷静分析。 新闻记者对自身的认知,也在转变。复旦大学的陆晔教授的调查显示出,多数年轻新闻从业者认为《南方周末》接近「心目中的理想媒介」,在新闻价值的排序中,足球黑哨排名仅次于「九一一事件」,表现对中国新闻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高度期待。 这些受访者对于新闻报导的专业化理念,如准确、客观、公正等,有高度的认同,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必要的专业保障。

然而专业化的行使监督,前提为媒体必须是独立的。在中国目前还是没有由下至上的监督,个体行为没有制度的保障。普通一名记者,对公共资源与权力的监督,自身所付出的代价太高,即使有一腔热情,不愿轻易触雷。有学者总结为在行政主导下,不是打老虎,而是打苍蝇。领导人允许监督,允许到什么程度? 更有 一位学者很形象的将大陆的媒体舆论监督比喻为「三点式泳装」----大部份曝露了,而最重要的却不能示人。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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