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礼仪」与香港文化

　　一台电视机，是电子科技的产品，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想像。到目前为止，电子媒介仍然是渗透率最高的媒介。电视在现代家居之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广播传达的影像、声音，长年累月地成为我们家居的影音环境。

　　这个家居影音环境，提供了直接、简便的方式、让香港社会的成员，每天作出「亲切的交谈」，所以也成为世俗文化的重要元素。过去数十年，香港的电视广播，在独特的社会情境之下，更塑造了香港独有的本土文化。

特殊社会背景中孕育

　　六七年的暴动后，商业广播电视开始为香港市民提供免费广播电视服务。香港当时有四百万人口，接近三分之一是四九年后自大陆来香港的。此外，由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二十年，香港持续有颇高的出生率。因此，在六十年代末期，当广播电视启播时，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年龄介乎十至三十五，而本地出生的人口则首次超越总人口的一半。

　　对于在香港出生及成长的一代来说，正如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种剩余文化。

　　而殖民地教育，则削弱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并不希望市民忠于中、英任何一方，它的目的是要令香港的中国人可同时掌握中、英语文，为管治和贸易提供行政上的方便。因此香港的教育制度刻意回避任何国家或民族感情。

　　战后的经济起飞，造就了新生代向上爬的好机会。经济增长不单提高了草根阶层的生活水准，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取而代之的价值观，是努力争取个人的权利，以及改善个人的生活环境。

　　七十年代的大陆移民潮进一步强化了香港的本土文化认同。八十年代的一些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人自认为「香港人」。

　　广播电视自六七年启播以来，迅速渗透，并且在上述的特殊社会背景中，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大众媒介。

媒介成文化摇篮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居民，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文化取向，高速成长的电视媒介马上成为了文化摇篮，电视就好像一个「仪式空间」，成为大家每天抽时间一起参与观看的集体「沟通」活动。学者 B. Anderson 所说的想像社群，通过每日新闻时事的广播，变成了一个可见的实体。透过电视，公众可以一起经验一种集体团结的感觉。

　　此外，流行一时的长篇电视剧也具体地说出一个个香港人的梦想。剧集中的人物具有独特的外貌、抱负、生活习惯，说话中夹杂了香港居民常用的俗语，并且反映出一套世俗化的价值观。剧集的道德规范模糊，亦跟中国传统价值相去甚远，例如个人生存远超过集体利益，个人的物质追求成理所当然的终极价值。港式文化、港式消费，也透过大量的电视广告，道出怎样才算是「识饮识食识享受」的理想生活。

　　在七十年代的香港，高度商业化的电视媒介，并没有对电视文化施以直接的商业制约。香港经济强劲增长，使电视台广告收入滚滚而来。有利的经营环境为本地化节目注入生命力，而在广告收入无忧之下，「无线电视」让编导享有较大的创作自由。

　　七十年代后期，受欢迎的电视制作人进军电影，令已经衰落的香港电影事业再次复苏。电视亦扶持了唱片业，流行电视剧集的主题曲登上音乐流行榜，歌星得以经常在荧光幕上曝光，令电视与流行曲彼此推广宣传。香港电视的活力也扩展海外。香港的文化产品受其他亚洲市场的欢迎，通俗化和商业化的包装，比他们富民族色彩和较为呆板的文化产品更吃香。九七前，香港是一个没有国家身份的小地方，她制作的文化产品却几乎可以在所有亚洲国家流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

时代环境变迁

　　总括而言，在战后至八十年代中期，中港的文化分离、香港新生代的出现、殖民政府积极不干预，以及七十与八十年代的强势电视经济，令香港广播电视成为香港人的主要文化资源。它既吸收西方的元素，也转化中国传统的特质；它展现了香港独特的经验，也令香港的生活方式具体地呈现出一套地道的本土文化。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因素都戏剧性地朝反方向发展：香港主权移交，令香港电视文化逐渐纳入中国发展的轨迹；香港人口急促分化，令电视失去了「重心观众」；八十年代的强势电视经济已走下坡，本地电视业务竞争大而回报减少。

　　电视的收视和广告收益，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不断滑落。

　　收视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有人认为是电视媒介对观众失去了新鲜感；市场缺乏竞争导致节目水准下降；以及卡拉 OK 和录影机兴起等原因，令电视观众流失。

　　九十年代，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动电视，相继提供电视服务，再加上 VCD 热潮，令电视的经营环境更形险峻。

　　除了经济限制之外，香港人口急促分化，也令电视媒介难以凝聚集体的文化认同。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社会日渐富足等原因，令居民在职业、收入及生活方式各方面有了差别。

日积月累的生活礼仪

　　在九十年代，影响香港电视文化最关键的社会处境因素，是香港回归中国过程。香港与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分隔之后，香港人在过渡期内，重新活在中国的轨迹。香港电子传媒，都在建立「中国连系」：包括访问、共同制作计划、节目买卖及在中国提供广播服务。传媒老板经常礼貌性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保持接触。

九七香港回归中国，电子传媒正扮演建立和调整本土及国族文化的重要角色。

　　政治过渡带来一些新意识、新论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一些明显例子。在各种庆典之中，观众看见鲜红的国旗、醒目的党徽、宏伟的长城，以及知名的歌星、演员。政治和文化符号和谐地交织，以香港人接受的娱乐包装出现，对香港人认同中国有极重要的作用。一般节目也出现不少中国大陆的题材。

　　正如上文所说，广播电视是一项日积月累的「生活礼仪」，香港人的记忆存库内，每日都进行调节，而电视就每天为这些储存库加入动机、想像和文化价值。通过这些电视仪式，在公众间流通的象征符号不断强化为「神圣」的意义系统。这些神圣感召，成为建立和团结的文化力量。香港过去数十年，电视仪式正扮演了建立和调整本土及国族文化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