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闻在中国的前世与今生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不解与困惑的情绪一直弥漫于美国左翼知识分子与新闻媒体间，「特朗普为何会成功？」、「主流媒体为何会错的如此离谱？」成为选后不断被讨论的问题。 而作为反思所得的答案之一，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 (fake news) 再一次引起了美国公共舆论的注意，并且在奥巴马总统言辞批评（2016年11月18日，The Guardian）后达到其传播高峰（如图一所示）。 随后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开始实施一系列打击假新闻的举措。

　　然而，不论在美国或中国，假新闻都不是个百分百的新生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新闻产生的那天起，假新闻就已经存在，真新闻与假新闻二者相克相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尺道再高一丈，当真新闻的形式与内容发生变化时，假新闻也会随之进化、加强伪装技能，而假新闻的进化，又会催生新的防御机制，以维护真新闻的优势位置。

　　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假新闻，至少有五种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它们的出现与泛滥：信息不对等、情感结构、强权政治、全球化、信息娱乐。

(一)　信息不对等
「谣言 = 重要性x模糊性」（Allport & Postman，1947）的经典公式，迄今仍然适用。

　　在突发性灾难，如马航MH370失联、723温州动车等事故中，受难人数众多，而事发位置偏远、人迹罕至、缺少直接的目击证人，因而主要依赖政府作为消息来源，但政府为了维持执政合法性，往往只会由上而下地进行被动的、有限度的信息揭露，使得信息不对等、资讯不透明，谣言与假新闻就滋生于这样的阴影中。

　　例如，在温州动车事故时，铁道部不但反应滞后，事发一天后才召开新闻发布会，而且没能正确认识到公共舆论的重要性，出现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样傲慢的回应，不但没能消除不确定性，反而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时间谣言四起──事故原因到底为何？死了多少人？车体到底是被如何处理的？众说纷纭。

(二) 　既有的情感结构
　　另一方面，我们还常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假新闻是契合了某种集体欲望才能得以广泛传播。

　　2016年「后真相」一词入选了《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年度辞汇」榜单，在词典中，「后真相」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真相与情绪这组看似矛盾的词语，在如今这个多媒体感官时代，更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情绪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讯息的选择性接收。

　　2016年开春的两则假新闻就在此列。一篇来自「上海女孩」的网络帖文，讲述她同江西男友回老家却被对方家境的贫瘠、年夜饭如残羹剩饭而落荒而逃的故事，故事里那个一贫如洗的农村、白手起家的凤凰男、无法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农民父母、向往自由恋爱却也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小资女，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尽管事后被网信办证明是伪造的新闻，但激起的讨论并未因此衰弱。同样在春节期间被网络热议的还有《财经》记者高胜科的返乡日记《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关注的同样也是农村问题，再现了一个礼乐崩坏、娱乐至死的农村，后来被新华社证明为虚假新闻，作者承认当年并没有回老家，「时间、人物、地点皆为虚构」。

　　这两则假新闻的传播与热议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为，它呼应了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当前农村的想像和对城乡差距悬殊的焦虑。若要减少假新闻的传播，还需从源头上理解它们得以存在的情绪土壤，寻找解决之道，而不是将所有火力用于批评作者不诚实、扭曲社会事实。只要城乡差距持续存在，没了上海女孩，还会有北京女孩、深圳女孩、无锡女孩出现。

(三)　强权政治
　　在集权社会中，权力掌握了真理的标准，对于任何问题都只提供一种统一的回答，不经群体合意，不受事实检验，也不允许个体自由发言，而媒体只能说权力规定的话语，哪怕是假话。

　　大跃进时期，新闻业脱离了正常轨道，「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浮夸风肆虐于报章版面上，刚经受过反右整肃的知识分子们都学会了沉默与顺从，顺从着权力意志的方向狂飙跃进，放弃了媒体报导事实、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将中国加速拖入了大饥荒的灾祸之中。在那个年代，说真话、讲常识的代价巨大，记者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党和国家。政治引导新闻、新闻服从政治安排、客观真实缺位，结果就是假新闻丛生却没有有效的纠错机制，假话被表彰，真话被压制，一些人锣鼓喧天，一些人鸦雀无声。

(四)　全球化
　　互联网促进了资讯全球化，也促进了谣言和假新闻的全球化流通，而且由于假新闻的故事性更强，更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其流通的速率及范围甚至要快过真新闻和辟谣信息。

　　在美国大选期间，中国社交网络中大量流传着「希拉里恋童癖」、「希拉里涉嫌杀害保守党大法官」、「米雪儿·奥巴马Twitter取消关注希拉里」等假新闻。但假新闻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后，重要性大幅降低，网友们是看客而不是选民，隔岸观火的心态胜于严肃的政治参与。再加上受众的媒介素养普遍存在着本土/国际鸿沟，不仅对于国外媒体的可信度的判断不到位，一律统称为「外媒」，也不擅长于英文检索。这点和和美国不同，美国网民是基于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才选择相信另类媒体，而中国网民往往是无意识的、未经划分主流和另类媒体就已经选择了相信。 而国内主流媒体对于此类「跨国」假新闻也是充耳不闻。机构化亦或是个人化的对冲和纠错的机制都缺位，使得这些假新闻得以以假乱真的姿态在坊间流传。

(五)　信息娱乐（infotainment）
　　最后，还有一类特殊的假新闻──恶搞新闻，如香港的坟场新闻、台湾的眼球中央电视台和新浪微博上的恶搞新闻联播视频。 恶搞新闻是信息娱乐的一种极端形式，在娱乐和信息的天平上，它完全倾斜向娱乐的一段，放弃了对信息真实性的考证，「光明磊落」地造假，对原始信息进行颠覆性的加工和二次创作，以达到讽刺现实、幽默效果或盈利的目的，而其创作者往往宣称他们已经跟受众之间达成「此文纯属虚构」的共识与默契。 事实上，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有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在互联网中分享已知是假的新闻」（Pew Research Center, 2016年12月15日）。

　　有些恶搞新闻是现代的政治寓言，颇具创造性，充满政治隐喻，如坟场新闻，仿新闻的体裁，「采访」已作古的历史人物（因此也免于身陷诽谤的危险），借古讽今，将历史、现实与对未来的想像融合，嘲讽政治禁忌，十分黑色幽默，但也不免被一些人讥为愤世嫉俗的犬儒：

　　假新闻是个复杂而多元的存在，它不仅形式多样、内容多样、成因多样，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何为真」、「谁有权判定何为真」、「言论自由的边界」的问题，它尚未被明确定义，甚至也不应该明确定义，如柴静所说「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左翼知识分子重提假新闻的概念来解释川普的胜利、指摘选举中的乱象，而后却惊讶地发现，假新闻这个概念竟然被对手挪用来攻击左翼主流媒体（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12月25日）。

　　所以，在呼吁Facebook、Google及其他社交平台推出防止假新闻传播的政策前，不妨让我们再反思一会儿真与假的定义，以及维护这个「真」可能带来的收获与损失。 还有还有，难道维护我们所相信的「真」的唯一方法就只有消灭「假」吗？或许，错误的解决方法，会带来比问题本身更糟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