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回媒体:台湾媒体运动的另类之声

2015-03-24

  台湾媒体不仅被视为社会乱源,甚至有人认为已无药可医。的确,媒体问题多如牛毛,除了许多人厌恶的腥膻色、「脑残」、制造对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污名弱势与公共事务无能。

  除了党国恶灵未散,19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圈地运动」扩张,作为「公有地」的媒体受到跨国资本扩张及媒体集团化的影响,原有的公共性受到极大的戕害。台湾媒体也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恶质网罗。虽然解除戒严,新闻己不再受国家检查,但媒体日渐在垄断在大型资本之手,商业媒体集团却成了压抑弱势之声,扼制公共议题的高墙,阻挡人民对 真实世界与公共事务的理解。面对此一情势,改革媒体的声音未曾间断。

  不同团体改革媒体的目的与手段各有差异。有些人主张NCC(国家通讯委员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硬起来,政府应该多多管管媒体;有些人反对媒体垄断,特别是背后的两岸政商集团的操控;有些人针对媒体不当内容进行挞伐,不论是腥膻或是政治立场,只要不符我意或基本价值,都应起身反对;也有人主张要建立公广集团,透过公共介入,维护媒体的多样与公共性;还有人主张要强化劳动者 意识,透过工会或新闻工作者的集体力量,强化媒体内部自主。

  这些主张或行动,有些是出自于自我价值,反对某种自己不喜的欢言论出现,有人则基于某种理想,希望重建媒体的公共价值。不过,心里如何想,打算怎么作,行动者必须思考或反思的是,媒体改革运动的终极关怀与价值是什么呢?

  媒体改革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改革媒体,媒体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环节,改革媒体的目的是要促进社会更平等、民主、更多元!而民主的价值不单只是投票、选边,还要能看见彼此、展现差异、社会对话。但在此之前,必须先确立每个个体或群体,都能成为独立且平等的主体,否则任何的「对话」都只是强欺弱的假和谐。

  因此,若要平等、民主与多元,除了对现有媒体的体制与生产进行改革,不能偏废的还有,如何促成弱势发声,并让异议之声成为社会进步的的力量,所以需要:夺回媒体。

  「夺回媒体」除了批判媒体,要求承担公共责任;还需要透过公共及制度性的力量维护媒体公共性。而另一种作法则是在「主流媒体」之外另辟蹊径,发展另类媒体,让受到主流媒体忽视或有意排挤的团体与族群,或是无力近用主流媒体的人民,能藉由新的传播科技串连转进,突破主流媒体设下的障碍,传达另类声音。


「独立」媒体未必另类

  这几年,台湾社会出现了许多「独立」媒体或公民媒体,似乎为媒体乱象带来一些改变的希望。这种类型的媒体其实不新,某个意义来说,是过去党外杂志、地下电台、街头录影带的延伸,在学理上,一般称之为「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

  虽然,「另类媒体」是在1960年代左右才出现的概念,但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例如,汤玛斯潘恩透过革命小册子主张美国独立;英国国会议员John Wilkes发行报刊鼓动人民批判皇室与封建体制,都是早期的另类媒体,而他们又被称为「激进新闻(radical journalism)」。

  「另类媒体」通常处于非主流的边缘位置,在不同的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并有不同的类涵意义。「另类媒体」有时被称作「基进媒体」(radical media)或「草根媒体」(grassroots media)、「独立媒体」(Independent Media),但不仅只是为基进或另类观点提供平台,而是强调透过阅听人或公众自己的创造、生产和传布,促成更广大的社会参与,开创另类的公共领域 (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也有人直接以「行动者媒体」(activist media)指涉另类媒体的基进性,所谓的「另类媒体」有时只是表现形式上的「另类」,但传布的仍是主流价值,但「行动者媒体」的不同之处在于,鼓动阅听众采取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变革。

  虽然,社会常以「独立媒体」形容这些相对具反叛性媒体,不过,这种称呼反而不易突显另类媒体应有进步性。简单说,只要资金独立、运作独立,都能称之为「独立」媒体,但独立媒体未必「另类」,也可能反而靠近优势的权力体系,复制主流的「政治」价值。「独立」媒体也未必会站在弱势者的位置,让/为弱势发声,有些媒体即使在社会中发出异见, 也可能只是某些异议/政治团体的附庸,不具另类媒体应有的主体性,其存在的目未必是要促进社会的公共讨论,有时只是种主流政治势力的传声筒。

  换句话说,财务或运作上的「独立」是另类媒体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独立媒体」未必就是「另类媒体」。

  台湾独立/另类媒体的发展,这几年也有多样类型,整体而言,以报导公共议题为主的独立/另类媒体,大致有四种主要的型态。


1. 另类媒体「集团」— 《立报、破报、四方报》

  这是由世新大学支持的小众媒体 「集团」,虽称之为「集团」,规模并不大,却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立报》是具批判思维的教育报,有大量篇幅的社会运动新闻以及评论;《破报》则是强调青年发声,除了有各样的文化活动讯息,也对主流的文化价值提出反思与批评;而《四方报》提供东南亚移民/移工发声的管道,除了以该国语言(例如:越文、泰文)书写当地新闻,也有大篇幅版面让移民/移工畅所欲言,四方报最近也开始制播歌唱节目在有线电视及网路播出。 不过,在去年世新大学宣布停刊,《立报》休刊后转型,目前只有《四方报》仍维持原有的价值。


2. 网路原生、集体作战 — 苦劳网、环境资讯电子报、公民行动影音纪录料库、上下游新闻市集、焦点事件

  他们关注劳工、环境、农业,以 及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与弱势议题,也是较具组织性的独立媒体,即使如此,大多为水平运作方式,重视内部决策的民主性,相较于主流媒体,这些组织中的新闻工 作者独立性较强,较不受到组织的约束,记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这些媒体多以网路原生,以文字书写,大量的图片或深入的分析为媒体特色,其中,公民行动影音 纪录资库是以影音报导为主的独立媒体。
 

3. 「乡民」的正义 — 公民记者

  这些公民记者并不是以新闻工作为「职业」,他们大多有正常的工作,有些则是退休人士、家庭主妇、社区志工,在工作之余进行报导。内容多为社区及在地的公共议题,不但触角伸入台湾的每寸土地,也让在地方议题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
 

4. 独立媒体人

  有些是从主流媒体悻然离开,有些则是在大学毕业后就已是独立记者,他们只身工作、独立作业,大多用自己的积蓄进行报导,不过,这几年独立记者也和独立媒体合作,或者把他们报导的新闻贩售给主流体,作为生活及下个报导的基金。

  上述媒体大致透过几种方式维持 经营。一是「母体支持」,过去的台湾立报、破报大部分的资金由世新大学提供以维持营运;二是「贩售新闻」,部分的独立媒体工作者除了自主报导,也会与主流 媒体签订合约,以个案或专题方式提供新闻,是典型的freelancer;而「申请补助」是另一种常见的作法,这些另类媒体会向大型NGO或政府申请经费,虽然可以有较充裕的资金,但其独立性容易引发质疑,同时也可能考量「金主」的立场及自我限制;第四种则是以「社会企业」的方式经营,透过贩售其它商品 所得支持独立媒体的运作,例如,上下游新闻市集便是透过市集平台贩售农产品,支持新闻部门运作;最后则是「公众集资」为主要经费来源,透过公众集资平台或 直接捐款,向社会大众募款,而这也是最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且较不易受到外力的影响,「苦劳网」、「公民行动影音纪录资料库」、「焦点新闻」便属此类。当然,另类媒体的运作未必只会透过单一财源,有些则会采取多种财源模式,以扩大来源及维持稳定。

  不只如此,另类媒体存在的目是 并不只是为了「与众不同」,而是要站在主流价值与政体的对立面,并促成社会改革与多元对话;在组织上,与科层分工、高度中央集权结主流媒体有所不同,强调 内部权力民主,是平行、对等的组织关系,决策共同讨论,甚至由下而上,产制流程充分尊重前线记者的判断与自主;在财政上,不依赖少数股东及广告,资金来源 多样化,公众集资为主要收入来源。另类媒体虽然财务经常困窘,但并不为存在而存在,还要不断反思其存在的目的。换句话说,另类媒体不只是其内容是否关切弱 势发声或具有进步性,更强调财政独立、运作公开、内部民主、资源共享等价值,他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要提供另类的批判之声,更重要的,建立有别主流媒体运作 方式的另类典范。而这些学理上的界定,都上述的媒体中陆续实践。

  这些分类与界定未必完全精确, 也或有疏漏。但无损于独立/另类媒体在台湾媒体中越趋重要的表现与价值,而这也是改变台湾媒体环及民主政治的重要关键。这几年台湾的另类/独立媒体虽然纷纷兴起,但对整体的媒体环改变有限,不过,却成了许多民众了解社会运动的主要的消息来源。而在我自己教学经验中,也发现不少学生从中学开始阅读这些媒体,甚至也有传播科系的学生以另类媒体作为毕业后的工作,这些都是以前少见的现象,显然的,另类/独立媒体似乎为台湾日渐崩坏的媒体环境开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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