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国教运动与政治传播的动向

　　回归已有十五年，期间发生抗议事件多不胜数，但论规模、持续性及深刻程度，除了2003年的七一事件以外，或许可以数到如今还在进行的反国教运动。今年六月时，国民教育科的开展就像大局已定。谁知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指出当中大有问题，并得到一些家长的跟进，随之而成立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最终更演变成为一场全民运动，逼使特区政府作出重要的让步。

　　反国教运动牵涉香港政府、公民社会与传媒多方面及炽热的互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传播生态的演变及动向。本文无法给反国教运动盖棺论定，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对现阶段运动引发的政治传播问题的观察。

核心价值的追寻与建构
　　因为香港与内地有制度上及其他多方面的差异，不能随回归而立即融合，是以有一国两制。随着过渡期及回归之后中港矛盾的爆发，港人开始用上「核心价值」一词来概括香港的特性及最珍惜的价值。香港核心价值的提出，自七一以来变得较为系统、明确及普遍。不过，港人一向并不热衷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所以核心价值的说法，还停留在一种不说自明、接近自由主义的概念或类意识形态。

　　虽然核心价值包括什么没有定论，但通常是指法治、人权、自由、廉洁、民主、公正、诚信等。此等价值的提出往往是透过争议性事件而出现的。反国教运动得以一呼百应，主要是市民担忧新一代在国民教育科实现后会失去独立思考、党国不分、丧失反省中国国情的能力，甚至会沾上阳奉阴违和虚与委蛇的习性。由于牵涉到思想与表达自由，又牵涉到小孩教育的问题，难免触及香港家长及社会的神经，反弹自是强烈。有参与抗争的家长喊出「不要搞我个仔」，可见家长对「洗脑」的厌恶和抗拒。

　　社会对核心价值的范围及意义并没有一致的共识；政府、民间及传媒只是以此勾连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反国教运动在不少公共论述者的眼中，无疑是核心价值的保卫战。透过撤科与开科的争议，核心价值的概念得以更深入人心，而它的内容也有所增加，变得更为具体，成为香港民间社会的公共文化资源。展望未来，牵涉核心价值的争议一定陆续有来。

政府的合法性与信任危机
　　贯穿反国教运动的是社会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其实，特首由小圈子选出，没有人民授权，故此一直有潜在的合法性问题，属于制度设计不足的先天性缺憾。不过，市民预期将来有民选政府，现在是过渡性安排，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社会事故时，政府合法性的潜在问题便不会爆发。

　　梁振英在竞选期间，诚信问题常常为对手、传媒及舆论领袖所论及；当选后，更因为违章建筑等问题而引起社会对他的诚信的怀疑，认为他长于运用语言「伪术」，以文过饰非的办法逃避责任。同时，也有不少人怀疑梁振英是隐蔽的中共党员，在重要议题上会对中央言听计从，难以寄望他会挺身捍卫香港的利益。试问一个在市民心目中不以香港本土利益为依归的特首，怎会得到广泛信任？推行国民教育科，不少人认为特区政府只是执行中央的旨意，并以此解释何以特区政府一直不肯退让。我们相信，缺乏信任的情况未来将会继续影响港人对政府政策的反应，成为影响香港政治传播的一个要素。

社会动员网络的扩建
　　令人吃惊是学民思潮及家长的动员能力，因为他们都是社运新手，但运动却搞得有声有色，连建制中人也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佩服。学民思潮的成员都是十多岁的中学生；家长们虽然是成年，但是他们都没有多少社运经验，其召集人陈惜姿就多次表示家长不是搞运动的人，只是被逼上梁山。

　　不过，星星之火一旦点起，就迅速蔓延，只在几个星期之间就引起社会大议论，数以万计市民参与游行、集会和占领政府总部。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社会的边缘团体如何成为社会的焦点，看到少数如何变成多数，看到相对单一的社群如何牵动各界。无论是社会动员的广度、速度及热度，莫不使人惊讶不已。动员网络的扩大及有效运转，将会使民间社会更有可能成为监督政府和保卫核心价值的力量。

　　这个动员网络的结构，主要由社交媒体、人际传播及大众传播组成。社交媒体及人际传播为有相同意念的人提供交流、商议、以至组织的平台。学民思潮很大程度是靠这样的网路建立它的组织。小众与社会大众之间也可以用社交媒体作为沟通的介面。在运动时间，学民思潮透过它的网页发出消息和号召，再透过转转相传，接触到庞大的潜在运动参与者。大众传媒虽然在回归后受到中央统战及自我检查的困扰，但是传媒市场仍然存在，有些传媒还保留独立的报导方针，继续报导敏感议题，使有兴趣的市民仍然有机会知晓消息。同时，大众媒体的消息也可以透过网络及流动媒体转发，引发更大的注意和谈论。大小媒体以及人际传播的结合及互动，已经成为社会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对公民社会而言，这个动员网络无疑起着赋权的作用。

公民社会的成长
　　自七一以来，「公民社会」是公共论述中较常出现的重要概念，连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也用上公民社会的概念来评论香港保钓突出的表现。这里不是我们探究公民社会学理的地方，我们所关注的更多是港人使用时所赋予的意义。约略言之，有人以公民社会指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构成，有人则泛指一般的民间社会，尤其是带有公民觉醒的民间社会。无论是哪一种意义，大概都是指民间社会力量的壮大和自觉日高。

　　除了极少数人怀疑反国教运动背后有黑手外，凡是对运动有所接触的人都应该同意运动是自发的。事实上，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粹性，对政党政客往往采取保持安全距离的策略。反国教运动无疑是民间社会的一次检阅与运作，体现出公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经过运动，学民思潮及家长关注组固然迅速发展，数以十计的国教关注组也在多所学校的学生、校友及家长中间成立。反国教运动除了对全港发出一般及短暂的号召以外，其抗争策略也落实到地区和学校的层次，准备长期抗争，这种多层次的抗争策略实属罕见。

　　社会运动是香港社会争取权益的重要方式，自七一以来，社会运动已成为香港公民社会的常备武器，反国教运动便是此一武器的再一次运用。反国教运动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思想自由而发动的，跟具体的物质利益完全拉不上边，再加上自发的动员模式，可以说是属于后物质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我们相信，这种新社会运动还会持续发生，很有可能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

　　随着社会运动多样化及增多，公民社会的抗争策略库也会有所添加。有时社运为了因地制宜而对已知的策略作出调整，有时也会因应新情况而创造新策略。如果七一是港式「人民力量」的表现，那么上面所说的「多层次抗争策略」算是国教运动在香港的再创造。此外，反国教运动曾经推崇过的「不合作运动」策略，也很有可能变成香港公民社会争取权益另一项较新的武器。

结语：大和解的必要
　　香港政治传播的生态一直在演变，自七一以还，上述趋势已成，经过反国教一役，变化更为明显。一个懂得学习的政府，通常在社会危机过后会有所检讨，总结出个中原因及对应之道。特区政府千万不要顺手把阴谋论拿过来，倒果为因，或者只注意对应的具体策略而忽视必须变革的大方向，否则只会陷入更大的错误。要解决上述核心价值和合法性问题，要避免社会运动的冲击和增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共生关系，我们认为首要是实现全民大和解。所谓大和解，不只是建制派内部的和解，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与民主派及公民社会的大和解。只有这样的大和解，特区政府才会变回全民政府，政策才会为全民而设，也只有这样，市民才对政府恢复信任，彼此才有所商议，不用动辄诉诸于街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