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杰克逊代表来自中国、香港、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美国。
来自香港电台、北京《中国日报》和广州《羊城晚报》的代表,在研讨会上从不同角度分析「九一一」事件后中国的角色转变。
去年四月至五月期间到美国参加了一个由东西中心(East West Center)主办的杰克逊交流计划(Jefferson Fellowship)。 这个计划每年从美国及亚太区各选出六名传媒工作者作专业交流, 藉以加强这两个区域传媒的沟通了解。 在为期四个星期的交流活动中, 每天都会接触来自美国不同阶层的代表:其中包括美国副国防部长Paul Wolfowitz、美国国土安全局主管 Frank Cilluffo、政府智囊、国会议员、小数族裔领袖,及商界翘楚等百多人。来自香港电台、北京《中国日报》和广州《羊城晚报》的代表,在研讨会上从不同角度分析「九一一」事件后中国的角色转变。
东西中心(East West Center)于一九六零年由美国国会拨款成立, 作为美国政府在亚太区域政策的智囊团, 总部亦设在地理上位处美国与亚太区域中间的夏威夷。 美国社会非常重视传媒的影响力, 杰克逊交流计划是东西中心每年主办的重点项目。 香港自一九六七年起共有十三名传媒人参与这个计划, 其中大部份是在英文传媒工作的外籍记者。 极少数「土生土长」的「本地姜」中,包括了吴明林(一九八七)及包云龙(一九九零)。
中国的崛起与香港的定位
每年杰克逊交流计划均会以当时的国际焦点作主题, 从所定的主题及参与者的背景,亦可约略窥知亚太区权力的消长。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主题是「反恐战争」。 是次国家组合由过往六美六亚改为五美九亚:中国(连香港)共占三席, 其余的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而一向被视为亚太区龙头大哥的日本,却榜上无名。
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在任何场合,与会者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抛向中国代表的,而来自北京的《中国日报》代表彷佛成了中国政策的代言人。当中引申出来的,是香港在回归后重新定位的问题。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六年,但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时往往仍被视为「外人」,国际社会亦普遍仍照旧把香港与中国分开处理。在正式介绍Jefferson Fellows 的场合, 主持人总爱说「有两个自来中国,一个来自香港」(Two from China, one from Hong Kong), 而我每次都要更正他们说,是「有三个来自中国」(Three from China)。
很多人都提出对香港前景的忧虑,当香港努力与中国融合的同时,香港的独特角色却在逐渐消失。香港常自夸有较内地完善的司法、金融和基建系统,但原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副总裁George Ugeux眼中,这些都无关重要。一旦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商业焦点肯定是集中在上海。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会议室中央,挂了一幅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地图, 当中「香港」仍占一席位。但细看之下,却原来在香港之后还有「英属」二字。 当大家取笑堂堂美国政府的心脏竟然挂着一幅过时世界地图时, 是否亦应担心当他们换上新地图之后, 香港可能会从国际雷达上消失呢?
香港与内地的角色比较
美国国务部主理东亚及太平洋政策的Paul Blackburn 指出,香港正面对一个非常艰钜的时刻,仅有的资产就只有懂得英语的人口(English speaking population)和自由的传媒(free press)。
尽管有人批评香港的英语水平低落,但香港仍是全世界中英双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说到新闻自由,香港自十八世纪中以来,一直都是中国新闻采访最自由的地方。虽然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不同时代均要受当权者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与内地情况相比,香港至今仍是足以自豪的。
虽然近十年来中国的媒体集团正以极高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开放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鼓吹物质主义的消费玩乐情报,牵涉到中央政策的还是要惯性地统一口径,报喜不报忧。 来自广州《羊城晚报》的代表解说这是为了中国的稳定,怕一些「水平不够」的人民看到太多负面消息会引起不必要的忧虑。
在交流期间,中国(及香港)发生了两件传媒人相当关注的事件, 一是前《南华早报》北京分社社长Jasper Becker突然被解雇, 引起业界议论纷纷;二是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造成严重伤亡,北京市长刘淇即时下令全北京网吧停业整顿。
香港可贵的地方,就是有(暂时还有)不受政府干预的言论及找寻知识的空间。但有空间,却不等于有发展。香港传媒老板大多肯花钱购买先进器材,却不大愿意在人力资源培训上作投资。
相反很多内地传媒集团虽然在运作上备受制肘,但每年都会不惜工本保送编采人员到外地受训。这些训练课程不是为数三两日至一星期的「游学」课程,而是一至两年的正规训练。我在东西中心遇到一批来自《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的内地编采人员,他们自信、开明、充满干劲,又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媒的未来。
香港的传媒曾在不同年代担当过为中国引进新思潮的角色。今天的中国刚起步迈向国际,内地传媒仍未拆墙松绑。先行了一个世纪的香港传媒,假如不在途中小寐,应该仍有能力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香港传媒有优越条件
参加完杰克逊交流计划后,我在三藩市出席了一个由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Inc. 主办的专题报导研讨会。来自美国各大小传媒机构的专题记者及编辑一年一度聚首一堂,交流采访经验心得。这种聚会对经常在前线做深入采访的记者有很大帮助,但碍于参与者大多数是美国人,在讨论内容上难免出现本土味有余而国际视野不足的情况。
亚洲传媒常抱怨「亚洲声音」及「亚洲价值」被忽略,其实亚洲传媒亦可举办类似的活动,一方面加强区内了解,另一方面亦真的可以提升业界水平。
香港在英语沟通能力上胜过日本、在新闻自由上胜过内地、在国际关系及基建上胜过很多亚洲国家,绝对有条件做领头角色。香港的传媒,是可以在亚太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