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国度—内地采访的慨叹

2013-05-15


  没想过自己一连两个月都要前往内地采访,在北京采访两会是预先规划的,采访四川雅安地震是毫无准备地出发。每次采访完成,一些soundbites总会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过去一直未有机会整理思绪,或许藉着这次分享来一次总结吧!

著名法学家江平:「习近平讲共产党应该永远接受很尖锐的批评,既然能接受批评,我觉得习近平应以保外就医处理刘晓波事件,对新领导是很好的姿态。」

  没想过香港记者遇袭竟成为两会采访另一焦点,政客所说什么入乡随俗,传媒一齐策划冲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一名香港市民在北京探访异见人士刘晓波太太刘霞,涉及中国人权问题,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基于专访江平教授也主动提出释放刘晓波,我们决定前往采访,岂料采访开始大约十分钟,杨匡仍在屋苑外跟警卫对话,突然出现数名不明身分大汉从屋苑走出来,他们一手推开杨匡后,似有计划地集中驱赶记者,并针对三名电视台摄影师,用手遮掩镜头,指骂及喝令他们停止拍摄,有记者尝试拿出手机拍摄,亦被推开。本台摄影师成为首个袭击目标,他们拍打摄影机,抽起摄影师的衣领,这一刻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有大声喝止他们。经过一番推撞后,他们转移目标至另外两间电视台摄影师,亦正是市民在新闻片段所见的情况。

  至今行凶者仍未落网,但有报道指派出所为受伤摄影师录取口供时竟说记者阻塞通道,犯错在先。他们想出这点子也不用感到意外,这亦令我想起是次采访一名维权律师丁家喜,他在二月底跟几名维权人士在街上派传单,呼吁民众参与网上联署要求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结果两会前夕被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扣留22小时,列入被监控名单。如何界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呢?警官这样对他说:「你站在那儿,别人就得绕着你走,所以就妨碍秩序了。」由此可见,以此逻辑执法,记者受袭事件只会不断发生。

  始料不及的是,一个月后再次踏足内地,采访四川雅安地震。说实话,自己没有灾区采访的经验,平日又没有操练体能,一想到可能要徒步进入灾区,面对余震、泥石流及塌方,实在有点忧虑。不过,这些念头只是在脑海一下子闪过,时间太紧迫,整个下午忙着订机票、准备传片器材及露营物品等,列印几张地图后,便赶回家中执拾行李。

  我、黄宇深及摄影师陈权威在4月21日下午到达成都,便前往新闻中心办理记者证,新闻办人员告知前往震央芦山县城已实施封路措施,只淮许救援车辆通过,否则只有徒步前往。

  故此,我们当下决定添置装备后,在22日清晨租车前住芦山,希望早上路面交通畅行无阻,警方或会放行。可是,在雅安市通往芦山的路段,原来警方已设下路障,即使我向警方出示记者证要求放行,得到的回覆是我们要前往公安局办理通行证,这样一去可能折腾半天也未必批准,惟有死缠烂打,最终他们叫我待在路边等待上级决定。正因如此,我遇上第一个受访者程国淑女士,警察问我可否帮忙送她回芦山,我当然立即答应,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而且也表示批准我们可以进入灾区。

  程女士住在龙门乡五星村,她到成都办事,岂料发生地震后封路,未能即时回家,又联络不上丈夫及两个儿子,一上车她伤心地说听闻龙门乡死了三十多人,我只有安抚她不要担心,并承诺会送她回家。不过,由于要赶及处理「左右红蓝绿」节目的现场报道,当时手持四部手机及卫星电话都接收不到讯息,只好把车停下来,先在路边找寻可以通讯的地方,同时又出现一批灾民们团团包围着我们,要求先报道他们的苦况。完成电话报道后,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只好把他们的联系方法留下,并告知必须赶快送程女士回家。

  沿途的建筑物损毁严重,芦山县城内有改路措施,时有堵车,程女士数次打算下车步行回家,但被我们劝说留下来,因为余震随时发生,她还要背着两大袋行李,实在生怕她发生意外。当时我的心情同样矛盾,她的家人生死未卜,倘若出了事,采访工作应怎样处理,如何减低对受访者造成伤害,幸而程女士找回家人,除了她的爸爸头部受伤入院,丈夫和儿子亦赶及在地震一刻跑到田地躲避。这亦令我们松一口气,也见证着她与家人重聚的一刻。

  由于在芦山县城的电力逐渐恢复正常,间中可透过电话收发讯息,故此我们每次进入灾区都会预留时间赶回芦山露营,也要寻找电源为摄影器材充电。采访工作当然不是就此结束,晚上我们会跟灾民坐在一起聊天,了解当地救援情况,并从中思索采访角度。

  在聊天过程中,我们因而找到另一个案刘琼女士。她花了大半生的积蓄买下安乐窝,现在呆坐在帐篷内,看着对面满布裂痕的新房子,欲哭无泪,事实上汶川地震后才建成的屋子,政府已重新修订《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为何不能再居住,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启发我们想追寻答案。起初刘琼不愿意接受访问,身体亦因压力出现红疹,或许我是女生的关系,较容易打开话匣子,当前一刻,她最需要的是一个倾诉对象,我跟她睡在同一帐篷,聆听她的故事,婚姻失败跟一岁儿子分开、用了十年在北京打拼才买到新房子等,慢慢建立关系,才得以完成采访工作。事实上,相遇也是一种缘份,我们也并非单单做了采访便作罢,近日刚收到刘女士的电邮,她终于可以上网,红疹己逐渐痊愈,重新开展生活。这个消息亦对摄制队来说,是在这次采访收到最珍贵的礼物。

汶川地震至今未获安置灾民佘正华:「地震并不可怕,怕的是贪官,利用这个机会又捞一笔。」

  在内地采访受到地方官员阻挠,已不是新鲜事。我们在灾区采访尚算顺利,但在成都市永兴镇明水村采访汶川地震后未获安置的家庭,地方官员闻讯入村,一直在远处监视,又把受访者丈夫拉走谈话,迫使他们不可接受访问。本来受访者仍在我们的车子上,准备前往另一拍摄地点,数名地方官员便在村口「恭候」及跟纵我们,最终我们只好中止采访。

  目前仍然有数以千计的灾民前往北京上访,未获安置、被强行征地、安置点变作商业用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换来的是地方政府阻挠、扣押,甚至毒打。采访期间,他们对网上发起罢捐行动,以及当时香港立法会讨论应否拨款救灾,略知一二,亦只得慨叹捐款不是直接交予灾民,根本白捐了。

两会期间被监控的维权律师丁家喜:「如果你想要未拥有过的东西,就必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

  在这个荒谬的国度,大家已习以为常地看着一出出闹剧不断上演,国家领导人说「多难兴邦」,地方官员却趁机大发灾难财,把自己荷包填满;国家领导人说「接受人民监督」,刘晓波却要坐牢,太太刘霞一直软禁在家中。

  跑惯内地新闻的行家总是苦笑,这就是中国。即使如此,当我看到两会前夕派发传单而被监控的丁律师戏言不怕打劫,每天上班有警车接载,维权就是为下一代争取监督政府的权利;揭发豆腐渣工程的维权人士黄琦,决心与弱者同行,每天发布各地维权运动的消息;汶川地震灾民不断上访北京,即使回家可能被扣押、殴打,仍然坚持控诉地方政府以救灾为名强行征地,我总觉得只要唤起更多公民觉醒,必定可以迫使中国多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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