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报道看香港地标现象和城市观

　　城市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城市代表着一个地区近乎所有之内涵。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从纵向历史发展，自然看到其意义之深度；从横向的发展则看到今天的社会的总总切切。我们常言城市内涵之呈现，除了无形之文字文本以外，有形可见的象征往往是一些具城市内涵和意义的建筑，其反映着城市和人的纵横意义，也有着历史过去和当下的意义。我们往往把这些意义具体化成为地标(Landmark)来说明。至于地标之呈现，今天往往见诸于媒介，本文拟从媒体之报道入手，试论本港地标现象和城市观之关系。

城市观的理论

　　城市是人和地缘之关系的实体，其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因素所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和博物馆专家Deyan Sudjic在其著作《The Language of Cities》一书指出，城市反映着社会成员总体之意志(Sudjic 2016)；同时，城市是静止不可动的实体，其意义之呈现实则来自发展和改变(Sudjic 2016)。Deyan Sudjic又表示，城市有五大元素，首先是名字，其次是具纪念意义或城市象征之地标，人、资源和街道。

　　城市之名字是一个记号，其往往取自地缘或历史之人和事而来。香港名字之出处不一而足。萧国健认为乃本港曾盛产莞香而得名(萧国健 1995)；萧国健之另一说法则见郭棐之《粤大记》，其列出港岛上7条村落之名字，其中之一便是「香港」。英国海军抵港时，便把「香港村」作为这儿的名称(萧国健 1995)。另一说法，据丁新豹考证，《海国闻见录》见「红香炉」一词，以作香港岛之统称。其理解香字之由来，并上作为港口之意义，即香港之名(丁新豹1999)。

　　有关城市之地标之说明，城市身份之改变，往往跟历史之发展有着一衣带水之关系，其往往由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或纪念碑以反映出来(Sudjic 2016)；但从城市发展观之角度而言，其有形地反映着这些改变，这便是当下的地标。

　　至于人和资源，城市必然由人所构成。街道者，则是城市的血脉；街道同时也呈现着行人和汽车之关系，也是城市人日常生活之所有(Sudjic 2016)。

　　据Giorgia Aiello, Matteo Tarantino, and Kate Oakley等三位学者所编定的《Communicating the City Meanings, Practices, Interactions》一书中指出，从理论而言，城市传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播有关城市资料；第二种则是在城市中来传送(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笔者以为，前者是外在性或客观之城市资讯或说明，其涉及共时或历时的形式；后者则是共时性的，当下的城市人每日处埋之讯息交流。针对城市中之传送，其传送当然包括所有城市中人，但其有力、快速且见影响力者，记者可能是必然选项。

　　本雅明曾论述城市闲荡与记者之关系。他以为记者透过城市闲荡，从而重构城市中的故事(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对于本雅明而言，城市就是一袭奇观，这个奇观亦只能透过记者来重新演绎。城市本身也是充满着矛盾，是自由和限制之间的身段(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因此记者却能以客观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这个城市。罗兰巴特曾表示，城市地标重新呈现往往可以成为一种城市诠译。如比在电影中的巴黎铁塔，其不仅仅一座铁塔，而是巴黎的象征，也隐含着浪漫和爱(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

　　因此，我们对于城市的一事一物，其包括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记忆；接着是理性；最后是判断(Aiello, Tarantino, and Oakley 2017)。记忆让我们把过去的历史性的东西收集起来，成为城市的厚重的档案库；继而我们以理性来分析这些厚重的档案；最后我们以判断、总结、理性加以分析所有档案，从而获得结论。这个结论便是我们对城市过去总总切切的历史文本或存留的分析的载体。

　　然而，针对记忆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走更远。十七世纪的医生布荣恩(Sir Thomas Browne)曾表示，知识透过遗忘来取得：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清晰且确切的真理的话，就必须告别那些植根于我们脑海中的东西(阿莱达·阿斯曼2016)。历史乃专业分工下所产生的过去，而且其具活力的集体记忆的历史有时以这种力量在一夜之间结集起来(阿莱达·阿斯曼2016)。这种方式同时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构造了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有时则以历史教科书、纪念碑、公共建筑和广场等来呈现(阿莱达·阿斯曼2016)。

　　针对我们城市观之现况，本港记者到底又如何报道我们当下的城市，我们透过报道或评论又看到如何或什么模样的香港?

　　承如上述之说明，按Deyan Sudjic论及城市之元素者有五，包括名字、地标、人、资源、街道。在这个五项元素，笔者以为名字是以考据为主要，不是本文取向；人、资源和街道，若言分析是十分复杂的案点，也非数千字文章可以说明究竟。 本文拟针对者乃记者与城市观之可能关系，笔者相信地标是较易把握的案点。见上，地标涉及过去或现在之集体记忆，亦同时呈现着我们之身份认同。如是我们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便可以这些地标来呈现(阿莱达·阿斯曼2016)。

地标报道分析

　　本文利用WiseEnterprise电子剪报系统，分析了指定年份之一年数据，针对「地标」这个关键词，以收集相关文章。同时以《明报》作为分析媒介；其原因是过去十年调查发现，本港头三位的公信力刊物分别是《南华早报》、《经济日报》和《明报》；《南华早报》是英文报刊，未必包涵典型大众；《经济日报》则是以偏向商业为主，不算综合大众的刊物，因此《明报》是较好的选项(苏钥机 2016-09-08)。至于年份方面，今年是2019年，我们先设定本年为要，再按十年为期以作选项的基本思维，若以三十年为期，分别是1999、2009、2019(首六个月)。

表1：《明报》涉及地标关键词之报道

年份	篇量	涉及之地标
1999	1	千禧年纪念塔(建议兴建)
2009	8	油麻地果栏、甘棠第（半山）、文武庙（上环）、旧湾仔邮政局、旧最高法院、旧屏山警署、美荷楼、雷生春、北九龙裁判法院、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2019	20	前粉岭裁判法院、中环遮打道的和平纪念碑、深圳湾公路大桥（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滨、星光大道、修顿游乐场、太古坊、卢亭半人半鱼、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

　　按WiseEnterprise之分析结果，本文获得有趣之观察。首先是针对1999年的数据，其获得相关数据十分少，只有两条，且其中一条不涉及香港。笔者非正式查询过WiseEnterprise，有关1999年之数据是完整的。然而，笔者以为只有一条之参考性不强，但可理解成当时对地标这个概念还未十分流行。笔者于1999年已在《明报》工作，针对地标之采访编辑工作，记忆依稀，但相信不是主流采访题材。同时，另见报章和刊物之整体报道量统计(表2)，由1998年起其增长趋势是线性的，从而见1999年之数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2：本港报章刊涉及地标关键词之报道量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地标	2	9	17	8	22	38	48	157	193	203	139

　　至于2009年，则情况明显不同了。数据显示，篇量达8篇，比之于1999年大幅提升；同时提及之地标案例也增加，且见具体之表述，其包括油麻地果栏、甘棠第（半山）、文武庙（上环）、旧湾仔邮政局、旧最高法院、旧屏山警署、美荷楼、雷生春、北九龙裁判法院、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到了2019年，篇数增至20篇，地标说明则见前粉岭裁判法院、中环遮打道的和平纪念碑、深圳湾公路大桥（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滨、星光大道、修顿游乐场、太古坊、卢亭半人半鱼、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

　　从上述之地标分析，我们可以分成新旧建筑两大类，详见下表3。千禧年纪念塔乃当时建议中的计划，则不作论。新建筑包括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深圳湾公路大桥（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滨、星光大道、太古坊。旧建筑则见油麻地果栏、甘棠第（半山）、文武庙（上环）、旧湾仔邮政局、旧最高法院、旧屏山警署、美荷楼、雷生春、北九龙裁判法院、前粉岭裁判法院、中环遮打道的和平纪念碑、修顿游乐场、卢亭半人半鱼、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旧建筑则有修顿游乐场和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均为战后所兴建的建筑。

表3：《明报》报道涉及地标分析

年份	新建成	旧建筑
1999	千禧年纪念塔
2009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油麻地果栏、甘棠第（半山）、文武庙（上环）、旧湾仔邮政局、旧最高法院、旧屏山警署、美荷楼、雷生春、北九龙裁判法院
2019	深圳湾公路大桥（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滨、星光大道、太古坊	前粉岭裁判法院、中环遮打道的和平纪念碑、修顿游乐场、卢亭半人半鱼、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

　　同时，我们发现新建成之地标呈现上升的趋势。1999年只有涉及千禧年纪念塔之地标，纵其分析价值不强，也见其一也。但2009年，当时所谓香港城市地标，媒介和记者似乎倾向于具历史意义之建筑，始作为香港之城市地标，其包括油麻地果栏、甘棠第（半山）、文武庙（上环）、旧湾仔邮政局、旧最高法院、旧屏山警署、美荷楼、雷生春、北九龙裁判法院；当中只有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为新之建筑。到了2019年，新建成之地标报道上升不少，增至4个案例，包括深圳湾公路大桥（即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尖沙咀海滨、星光大道、太古坊。旧建筑仍是地标说明之内容，但数量减少至5个，包括前粉岭裁判法院、中环遮打道的和平纪念碑、修顿游乐场、卢亭半人半鱼、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

　　我们若把这些地标作本港整体媒介报道分析，则见有趣之变化。首先，针对1999年之千禧年纪念塔，没有启示性，只有一项，同时乃建议之计划，且到了2009年和2019年则未见报道。到了2009年，其涉及地标者如油麻地果栏等，同期报道量较多者包括北九龙裁判法院(69次)、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56次)、雷生春(47次)。到了2019年，2009年曾报道之地标，于2019年仍见报道，但数量大幅减少；2009年总量为227；但2009年1月至6月为174起；2019年则见117。至于2019年之地标报道，同期总量为313。2019年只计算首六个月，对比2009年同期之174起，仍见上升之趋势。但是，因为星光大道之新闻而大幅拉高了整体数字；另外，太古坊见商业效应，令数字存在不确定性；若不计星光大道之180起，则为133，若不计星光大道和太古坊之261起，则减少至52起。

表3：本港媒介主要地标量化分析表

	1999	2009	2009(1-6月)	2019(1-6月)
千禧年纪念塔	1	0	0	0
油麻地果栏		1	1	29
甘棠第		8	5	0
文武庙		15	7	13
旧湾仔邮政局		1	1	2
旧最高法院		2	2	1
旧屏山警署		1	1	1
美荷楼		27	26	19
雷生春		47	41	19
北九龙裁判法院		69	62	7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56	28	26
总计	1	227	174	117
前粉岭裁判法院				18
和平纪念碑				5
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				1
尖沙咀海滨				14
星光大道				180
修顿游乐场				12
太古坊				81
卢亭半人半鱼				1
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				1
总计				313

数据之启示

　　从上述数据之分析，本文发现两点可资启示。首先是地标报道量呈上升趋势，2009年全年之报道量为227；但到了2019年首六个月已见313，2009年同期数字为117。承上述，本文以为星光大道应该计算其中，因为其可以理解为地标之一；但太古坊或见商业水份，若减去太古坊之81起仍见232，仍高于2009年同期。

　　第二点，地标类型呈根本性变化。这些新地标跟2009年之地标比较，殖民色彩大为减退。2009年之地标中，旧湾仔邮政局、旧最高法院、旧屏山警署、美荷楼、北九龙裁判法院均为殖民地时期官方之建筑。油麻地果栏、雷生春、甘棠第、文武庙则指涉生活方面；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则新建筑。2009年殖民时期之建筑占比达64%。但到了2019年，官方建筑有前粉岭裁判法院、和平纪念碑和荷李活道已婚警员宿舍为殖民时期之建筑；非官方则有修顿游乐场，则指涉民生生活方面。至于太古坊，则是商业建筑，同时原文说明之谓地标者，也带着商业味道。卢亭半人半鱼则民间和地方性为要。可见官方殖民建筑占比7.9%，若计及修顿游乐场，则上升至11%，大幅少于2009年同期(首6个月)之83%。

　　针对殖民元素而言，周蕾曾表示，中国重新获得香港主权，但针对本港特定文化而言，则未必可以全面地获得文化权利。过去百多年，本港本身也孕育了地区性文化。同样地，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但中国则以基本共生的理念和道德加以维系。如是当中国行驶政治主权之同时，其仍与本港地域性文化「出现的主导与次主导之间的斗争」(周蕾 1995)。因此，周蕾以为：「香港自我建构身份，除了必须要摆脱英国外，也要摆脱中国历史观的成规(周蕾 1995)。」但我们若以这个观点理解新建筑之地标呈上升之趋势，或许有所启示。其实有关后殖民问题之观察，我们在港产片或许获得进益之启示(PANG 2007)。

结论

　　本人之分析数据或许备受挑战，因为本文以地标为中轴，相关文例未提到地标者则不论作分析样本，未能从质和意涵来分析，可是一旦以指涉之相关分析，工作十分庞大。因此，本人仅作为一次初探性质而已。如是按分析之结果而言，以2009年和2019年之变化，本文以为也见一些微炒之变化。其中包括新旧、殖民和后殖民之观察。若地标涉及人之取向，从其变化而言，我们亦可以看到一些当下的转变。

 

参考
Deyan Sudjic(2016). The Language of Cities. Allen Lane.

Giorgia Aiello, Matteo Tarantino, and Kate Oakley (Ed.) (2017). Communicating the City Meanings, Practices, Interactions. New York PETERLANG.

LAIKWAN PANG((2007). Postcolonial Hong Kong cinema:utilitarianism and (trans)local.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0, No. 4, pp. 413430, 2007 

（德）阿莱达·阿斯曼(2016)。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丁新豹(1999)。《香港历史博物馆通讯》。

周蕾(1995)。《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出版社。

萧国健(1995)。《香港历史与社会》。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苏钥机(2016-09-08)。香港传媒公信力又见新低。《明报》，A28。

李立峯(20 19年5月1日星期三)。《明报》60年 一部社会变化史。《明报》，(15:30)

卢燕仪《难以诠释的香港身份》https://www.ln.edu.hk/cultural/mcs/materials/Sym%202010/2_P1_20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