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气电波和公共广播还给市民

　　在政府检控民间电台引发连场诉讼，甚至给法庭批评其法律依据违宪之际，政府断然抽起原定一月底面世的公共广播谘询文件。此举无疑是权宜之计，以闪避锋头，多于为求部署周详而必须拖延的政策考虑。

两项政策并行不悖
　　从政策看，公共广播的目的是按照公众利益，满足市民多方面的资讯需要，特别是现有广播格局内，商营电台和政府喉舌所无法提供的节目。因此，制订公共广播政策，必须先估量目下和未来社会的资讯需要，检讨公营和私营广播机构的节目内容，从而确定公共广播的社会角色和节目路向，并同步筹划制度安排和人事措施，以保障公共广播机构的独立运行和永续发展。

　　反观民间电台，主要涉及人民权利和政府职责的问题，即民间有权向公众广播及政府对其管制的权限。正如裁判官游康德判案时指出，现行《电讯条例》有违言论自由的原则，因为发牌程序欠缺法例依据，发牌依据不作说明，发牌机构成员全由行政长官委任，而且无须交代原因。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在裁决政府禁制令不得延续时亦指出，民间电台从未侵犯社会的安全与福祉，政府并无迫切理由予以取缔。可见现行法规是向执政者倾斜，因此有需要立即拨乱反正，开放大众电波。

　　推行公共广播与开放大众电波根本是并行不悖。前者注重市民的受益，后者强调公众的参与，两者均有助培育公民社会，扩阔公共空间，进而提升社会质素和政府管治表现。政府若能开阔眼界，虚怀若谷，当必把两者合并讨论，以便探讨在大众电波开放下公共广播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安排，如何玉成公民社会的成熟发展。其中如社会意识、公民责任、身份认同、监察政府、社群沟通、价值共识等方面，更是港人高度自治的体现。究竟公共广播和民间电台如何分工合作，互补长短，以促进港人自治的主人翁精神？政府应实事求是，认真面对，就算不合并谘询，也该同步探讨，令两项政策彼此相容。

　　其实两项政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补足。例如开放大气电波，势必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民间团体都乐于参与，提供不同题材、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节目。当中涉及小众群体利益者相信为数不少，公共广播除非别具创意，否则不必重覆，而该将更多资源用于与大众利益攸关的节目，突破商业利益及政治权力的不良规限。另一方面，公共广播亦可包括公共参与广播在内。例如开设公众参与频道（public access channel），便可以有系统地让更多市民参与，甚至由他们自办电台节目，在大气电波中发声。既然两者可起互相促进的作用，两者一并讨论亦属必然。

政府见步行步
　　不过，政府的取态只是见步行步，先由法院裁决《电讯条例》是否违宪，才决定是否开放大气电波，然后再推出公众广播政策。这种做法，并非否定两项政策的相关性，也不是抵赖有需要同步探讨两项政策。问题是，政府不会主动认许言论自由的原则，从而确立大气电波需要向公众开放。因此，只能静待法庭的裁决，在迫于无奈下，政府才会改革现行政策。再加上谋略的考虑，避免太多政治敏感话题同时成为舆论焦点，因此只有采用回避战术，在谘询文件快将推出之际突然急煞车，搁置讨论公共广播政策。

　　这套施政方法有不少地方实令人侧目。首先政府施政理念保守，落后于现代文明的要求。特区政府只须放眼政治文明、文化多元的国度，实不难发现电台数目和节目的多元化都远超本港。究其因，是殖民地的管治习气未除，政府大权在握，操控大气电波，而且行事隐秘，作业黑箱。奇怪的是，政府竟毫不自觉，甚至在法庭裁定《截取通讯条例》违宪后，依然敝帚自珍，没有及时检讨其他过时的法律。这样做，若非心存侥幸，就是自以为是，却又识见不足，误把官方限定的言论自由空间，等同于言论自由本身，因此认定无须改辕易辙，放宽管制。

　　其次，行政机关对人权掉以轻心，司法机关成为改革的源头。碍于观念落后，加上立法会代表性不足，施加压力不大，政府对人权议题的观点保守，鲜会提出改革建议。反观司法机关则一锤定音，一旦裁定《电讯条例》违宪，政府就不得不改辕易辙，推倒重来。因此，部份社会人士不惜以身试法，力图以司法裁决为人权原则翻案，政府亦只有被动迎战。结果法庭变成争取政策改变的战场，而不论结局最后如何，政府的威信都不断受到挑战。

　　第三，谋略考虑盖过政策需要，政府的取向却又欲盖弥彰。政府的回避战术或可降风险，避免因同步推出两项不利议题而民望大幅下滑。不过，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政治计算，首先假定政府对公共广播以至香港电台早有定论，并且预计这些定论会与民意背道而驰，因此，在政府跟民间电台对簿公堂节节失利之际，不宜同步出台。相反，如果政府以民意为依归，又何惧民望滑落？但政府既有所忧，足证其早有定案，果如是，公共广播政策的谘询工作还有什么可供谘询？

必须重订政策
　　如今之计，当局的上上之策，是回到根本，为开放大气电波重订政策，而不是让现行做法苟延残喘，或者通过批核由郑经翰议员牵头的ＡＭ电台申请，而证明现有程序有效或足够，因此无须修改。

　　其实郑经翰的申请足以说明现行规管的不足。首先是他只能申请ＡＭ电台，因为现时ＦＭ频道已用了四十九条。但倘若大气电波的政策不单单是提供营商机会，而是服务大众的资讯需要，现时的格局就有需要加以改动，以让出更多频道供市民作非商业广播之用。

　　其次，郑经翰的申请书耗资数百万元，并打算集资亿元筹办电台，这不外是说，一般市民或团体，若非财雄势大，对电台事业，大可免问。这或算不上官商勾结，却显然是向商界倾斜。

　　其三，广管局将郑经翰的申请刊载于该局之网页，大家可以发表意见。但更关键的是，大家提了意见，广管局如何处理及回应，不论最后是否发牌，当局会否详细交代赞成或反对的原因，让申请人可以修正或提出申诉？

　　因此，若郑经翰的申请他日能得到行政会议青睐，予以发牌，也仅代表政府对有强大政经人脉的集团、从事广播格局内边缘行业的认许而已。这是钻现制的空隙，而不是证明现制正确无误。

　　正本清源，当局始终要重订大气电波政策，订明政策目标、发牌依据、发牌程序，并以具公信力的方法，委出具公信力的发牌机构成员，最后修订《电讯条例》，把大气电波发给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