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与政治传播

　　京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传播平台：八十余名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约三万名中外记者参与报导、五千四百个小时实况转播，预计在高峰期全球将有四十亿观众观看比赛、首次向新媒体出售了转播权，实现了奥运会史上首次全球网路覆盖。北京奥运会也是中国政治传播的转捩点，中国的政治传播理念和传播策略，都将发生质的进化。

良好的开端
　　国际奥会主席罗格先生（Jacques Rogge）多次表示，「我坚信北京奥运会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他相信，「奥运会将改变中国。」 事实上，为顺利举办奥运会，北京当局已遵照国际规则，在政治传播方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进步。

＊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大洲二十五家外国媒体的联合采访。这是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接受众多外国记者的联合采访，是中国进行国际公关的一次有益尝试。

＊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中国国防部在北京军区第三十八集团军装甲六师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自五月份首次亮相以来举行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也是首次在军营面对数量如此之多的外国记者。

＊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ＢＢＣ中文网、维基百科（wikipedia）等遭中国封锁的网站开禁。这虽是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做出的让步，但势必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中国对外媒开放的大门不会在奥运会后关闭。」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做出媒体永久开放承诺。八月一日，胡锦涛在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时，再次做出对外媒开放承诺。

＊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这是中国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做出规定，有助于保障民意管道的畅通。

＊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宣布将在奥运期间开辟三个游行示威区。游行示威申请逾期未答覆视为许可。《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这「是中国政治常态的一次突破。」

＊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中国主管媒体新闻工作的李长春表示，不担心负面报导，将以透明开放的心态迎接国际舆论，也希望媒体把真实的中国传递给世界。这说明中国的执政者对舆论的多元化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

＊　二零零八年七月九日，ＣＣＴＶ宣布将打破惯例，实现不延时直播奥运赛事实况。这是ＣＣＴＶ直播史上的第一次。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卡塔尔谈到了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风波。他说：「对这些杂音，应该抱着平常心对待，关键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线上交流。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与网民线上交流。他说，我们「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胡锦涛要求，新闻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表示，北京奥组委将对采访要求实行零拒绝政策。也就是说，奥组委会回应所有的采访要求，实现新闻自由。

＊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外国在华记者采访规定》和《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港澳台记者采访规定》正式生效，承诺境外记者只需经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就可以进行。

持续的压力
　　虽然饱受国际舆论批评，北京奥运会的自由度之高已成为历史之最。尽管如此，这与国内外的期望仍相去甚远。主要原因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太深，对中国的改进愿望缺乏信任；加之，中国的政治文明起点太低，与普世的民主标准距离较大，对民意与人权的尊重亟待加强，而且，中国的对外传播理念和水准相对落后。

　　另一方面，在不少中国精英看来，西方国家虽然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却是地道的霸权思维。他们蛮横地输出其民主理念，对拒不接受其价值观念的国家动辄谴责、制裁。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行径，是对民主精神的肆意践踏。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June T. Dreyer注意到，中国的「新传统主义」人士反对全盘西化；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在国外留学，对西方社会并不完全认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生态满意。相反，中国的矛盾积压已达致「临界点」。中国民政部官员王金华八月三日坦承，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能力正在提高。有人甚至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与落后的体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

　　辩证法说，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西方的压力必须和中国公众的利益诉求相吻合，否则就会于事无补甚至事与愿违。西方对西藏政策和北京奥运会的批评，招致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反弹就是一个明证。

　　由于能够全面把握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的中央决策者似乎比部门官员和地方官员更懂得尊重民意、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评论说，相信中国政府有诚意开放采访自由，但有关意愿未能落实到基层。在笔者看来，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的重要贡献就是，促使中国的各界精英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反省、改进中国的管治理念。以近期中国政府对境外部分网站解禁为例，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国际奥组委的明确要求、国内各界的共同呼吁，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合力。 胡锦涛、温家宝都反覆强调，要把奥运会办成让国际社会满意、运动员满意、人民群众满意的国际盛会。胡、温都把让国际社会满意作为衡量北京奥运会成功与否的第一标准。在这样的语境下，国际压力对中国政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传统的政治惯性严重制约着中国前进的步伐。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要求关闭网路互动区，严密监视「异议人士」的网路举动，努力消除可能会「抹黑」中国的潜在因素。这一切仍然与普世的民主观不相吻合，仍然需要国内外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从传播力学角度考量，只有当尊重民意成为执政党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时，中共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党。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前国际奥会主席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Toriello）曾说，「媒体是奥运会的最终裁判」。笔者希望，中外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导能够深入中国的普通民众，能够促使中国的精英阶层更加深入地反省。事实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透露，有关方面正在检讨在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所推行的媒体开放政策，探索在奥运会后形成更加开放、透明的新闻传播体系。

　　胡锦涛在八月一日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奥运后，中国将继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笔者相信，北京奥运会必将给中国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