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站调查系列─票站调查的专业操守

　　立法会选举尘埃落定，不少评论认为各方得失与配票有关。可以预期，当分区直选的议席数目继续增加，而选举制度继续采用五区比例代表制最高余额法分配议席，配票活动只会有增无减，策略投票将会愈演愈烈，选民投票会渐次偏离简单表态的原则。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弃保效应与配票活动是否健康，这是制度的问题。笔者更加关心民主选举制度的配套机制，尤其是传媒操守和民调机制的发展。

　　近日，在有关票站调查的讨论中，不少评论都认为由笔者主持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无须改变往日的处理方法。此外，基于不确的报导和错误的理解，不少巿民都以为民研计划会在投票结束前公布票站调查结果，「报复」选举管理委员会监察不力。这些误解，非三言两语可以澄清。如今选举过后，笔者可与读者平心静气探讨票站调查的问题和出路，集思广益，为四年后的选举作出准备。

不专业的调查操作涌现
　　首先要澄清的，是票站调查的专业操守，近年来已经每况愈下，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笔者所指的，并非使用票站调查资料的问题，而是专业操守的问题。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笔者在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左右红蓝绿》中说道：「票站调查早在一九九一年已经引入香港，而政党比较有系统地使用票站调查作为选举工程，在九三年王屋区议会补选中已经出现。九五年，学者蔡子强已经在其著作中指出，有政治团体在选举中大量使用票站调查。政党使用票站调查进行选举工程，在政圈中已经是公开秘密。近年不同的，是这些调查开始全面企业化和科技化，但就没有相应透明化，于是触发有关调查应否纳入选举经费？选民有否受到误导？等比较严重的问题。」笔者在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向立法会秘书处，以书面详细描述了有关发展。笔者又在零八年四月十日，亲自向选管会呈交兼口头陈述有关情况。

　　所谓票站调查专业操守的问题，是指访员没有尊重被访者的知情权，隐瞒调查的目的，或以自己的学生身份误导选民，甚至是冒充政府人员或其他机构的访员，套取选民的投票意向。此外，一些调查机构完全没有抽样的概念，一则妨碍其他调查机构的操作，二则对选民构成不必要的滋扰。试想像，如果每个票站外都有三、四个不专业的调查机构在操作，每个机构又派出三、四名访员「大包围」所有选民，情况会是怎样？过去多年，加入票站调查的机构愈来愈多，中学有、大学有、政党有、社区组织也有。在某些选举某些关键票站，访问员加上督导员的数目，比同期进出票站的选民还要多。

　　这类不专业的调查操作，除了窒碍专业调查的发展外，亦直接迫使巿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答或乱答访员。就算是比较合作的巿民，很多都以为重复一次他们的投票选择便可免疫，速步离开。殊不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投票选项只是其中一个研究课题。如果没有其他选项连结分析，研究价值不会很大。

　　附表显示，以回归后主要选举计，民研计划的票站调查回应比率，有持续下跌的趋势。一九九八年第一届特区立法会选举，以至二零零零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回应率大概都在七八成之间。之后，回应率下跌，二零零四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时的回应率不足七成，今年的回应率更加不足五成。

　　如果今年的不足五成回应率是因为票站调查的公开争议所致，那末，二零零零年开始的连续下跌，又怎样解释？票站调查专业操守没落的问题，是笔者最关心的问题，与配票和选举工程无关。

传媒操守的问题
　　另外一个与选举工程完全无关的问题，是传媒操守的问题，亦是在今年所谓「票站调查风波」中，不少评论冠给笔者莫须有罪名的问题。

　　笔者于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向选管会的口头给书面陈述中，包括以下意见：

　　「基于维护学术自由和资讯自由的前提下，本人希望所有针对票站调查以至一般民意调查的规管，应该根据下列原则制订：（一）政府愈少监管愈好；（二）资讯流通愈畅顺愈好；（三）专业守则愈早制订愈好......本人同意选管会对『传媒及各有关机构』在『进行』、『公布』和『广播』票站调查时，保持自律，并在得悉任何机构违反有关指引时，『发表公开声明对其作出严厉谴责或谴责』......不过，在行驶『谴责』权力的同时，选管会应该明确界定何谓『公布票站调查结果』......即候选人利用政府批准在『禁止拉票区』内进行的票站调查，作为选举当日选举工程的重要部份。本人建议，选管会在票站调查指引中明确说明，有关行为有否违反选举指引，而会招致选管会『严厉谴责或谴责』......倘若选管会确认有关活动是符合指引，则可以预期，以选举工程为主的票站调查数目和规模都会不断增加，而在民意调查专业守则尚未确立之前，有关调查的操作和质素会更加良莠不齐。此外，倘若有关活动没有违反指引，本人会考虑修改以往与委托票站调查机构达成的协议，不再过问它们会否把调查资料，全日提供给其他人士。事实上，如果传媒或研究机构会把票站调查的资料，同时提供给所有参选人士的话，选举可能会变得更加公平，资讯会更加流通地成为社会公器。」

　　事情的发展是，笔者的确修改了与合作传媒的资料发放安排，但只是关乎内部资料传送的时间安排，其他细节没有改动，亦没有鼓励传媒挑战选举指引。

　　倘若传媒日后基于资讯自由和公平资讯流通原则与政府蹉商，甚至挑战政府，是传媒的事。今年肯定不会，因为所有赞助票站调查的传媒都与民研计划合作多年，新闻主管亦君子承诺不会向外界泄密。巿民不信任这些承诺，质疑这个改变，笔者亦没有办法，亦一时说不清楚。

　　笔者会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就先在此提出一个反问：环顾世界，立法管制传媒不得在投票结束前公布票站调查结果者有，单单诉诸传媒专业操守者也有，完全禁止票站调查者也有。哪些国家、哪些地区，会禁止委托或执行票站调查的传媒机构，在什么时间之前不能取得票站调查的资料，按照自己的需要作出内部分析？我们凭什么理据，去规管香港传媒的内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