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选举新闻商品化

　　特首选举终于在沸沸扬扬中结束。今届选举较上届特首选战，以致近年选举更刺激，新闻传媒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不单发挥在选举中提供选情资讯、影响舆论等既有功能之外，更突显怎样挪用香港特有的政治脉络与新闻商业／商品化逻辑以刺激销量，亦暴露相关的操守问题。本文希望将其中的问题阐释，以供讨论。

由「吹风式」到「嘉年华式」丑闻报道
　　早在特首提名期开始前，有关「疑似候选人」唐英年及梁振英的新闻已经主导主流报章报道，而不少「吹风式」报道都指唐经已获中央垂青，及至牵涉唐的第一宗丑闻—其婚外情—又或者是香港浸会大学民调被指帮唐造势，经媒体披露后，虽引起对唐诚信的批评，但都未对既定(关于唐被钦点成下届特首)的「共识」(consensus)造成太大损害。及至梁振英被揭发西九漏报利益，各报章纷纷大肆报道（《苹果》更在一星期内30篇相关报道的篇幅），正式进入过度（爆）丑闻式选举报道的时期。笔者以各丑闻被揭发的一星期内的相关报道计算间，得出以下的篇幅分布：

　　单从数量，报章的选举报道都集中在丑闻上。如果以页数及篇幅计，例如唐英年在九龙塘物业涉违规僭建，《东方日报》在15日共花了13篇来报道唐的地下行宫（16日有12篇）。这些数字未有包括一些周边的「半」报道，例如花絮式（如《苹果》的「李八方」、《东方》的「功夫茶」）。在内容方面，事件虽由《明报》以掌握住宅图则为由，「独家」披露，但《苹果》期后（16日）在《爽报》亦称「独家」获得约道住宅的地库草图。《东方》在同日亦指拥有独家图片及图则，一时间丑闻的独家性成各报争相竞逐其公信力的场地。而报章动用到起重机来争取拍得「地下行宫」的绝密照片，亦成了香港报章侦查报道的明证，此举更被外地传媒报道。

　　本来，不论中外，丑闻在选举或政治报道上都扮演重要角色。当然，重要如「水门事件」(Watergate Affair)中，「深喉」(‘Deep Throat’)作为别号的新闻媒体披露怎样使尼克逊总统下台，足以彰显传媒作为监察制衡政府的第四权角色的成效。但传媒是否可以用「吹鸡」的名，以掩盖其哗众取竉的手法来吸引最多读者兴趣的实？但观主流传媒对各丑闻巨细无遗的「资料提供」，例如在报道「唐宫」的奢华装修，提到地库酒窖怎样「直通位于泳池底天窗的品酒室，让唐可一边品尝美酒，十分写意。」同篇报道亦附设属德国名牌厠桶的特写照片。《苹果日报》亦在同日以「僭建酒池肉林」的标题来判定唐「诚信破产」（《苹果》、A01头条）。另外，有关曾荫权被「富豪关照」住大屋，《东方日报》在2月23日的头条，报道单位内浴室可俯瞰深圳市景，并刋登「超豪浴缸」的大特写照以突显曾荫权日后的奢华生活（《东方》、A01头条）。曾所涉及的「富豪关照」「罪行」更包括前一日被揭发以乘坐富豪邮轮到澳门一事。这种巨细无遗的手法，不单越过「吹鸡」角色，更在升斗读者间激起仇富情绪，扭曲其对事件的核心视线：涉事者有触犯僭建或防止贿赂条例。报道更对涉事者极不公平地进行媒体审判。

媒体成为竞选阵营挪用宣传机器
　　丑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亦反映报章对不同涉事者报道的差异。从上述数字显示，《东方日报》对曾荫权丑闻篇幅明显的多，而对梁振英的相对较少；亲中报章《文汇报》对较早前受中央垂青的唐英年所牵涉的丑闻，又或者仍然在位的曾特首，着墨明显较梁的少。《明报》则因最早揭发唐的僭建丑闻，被传因旗下要员与梁有亲戚关系。但观该报对梁的负面报道亦着实较唐的少。此现象引发两种问题：一、印刷报章涉嫌偏袒一方参选人；二、传媒成参选人的宣传机器。

　　香港新闻传媒的特色就是富鲜明政治立场的报道手法，但这次特首选举的争论点之一，就是印刷媒体在报道上加强对「敌方」丑闻的报道，以（曲线）帮助其「心仪」的参选人。此争论本身亦成为是次选举丑闻中的副丑闻，乃牵涉媒体成为竞选阵营博奕及挪用的宣传机器：竞选阵营与新闻媒体的互为关系，使后者从阵营公关喂送的「黑材料」中得益，而影响其报道的独立性。

从「打手」白热化到公然审查：媒体高调靠边站的时代？
　　Noam Chomsky所提出的「宣传机器模式」(Propaganda Model)提及新闻媒体在商业／企业/金权化时代怎样沦为政府、大集团及广告商等既得利益者的宣传机器而损失其监察社会的自主性。在传媒沦为「竞选打手」之余，另一边厢，在是次选举报道中，罕有出现新闻集团主席、亦身兼政协委员提名某参选人，更在记者招待会上高调表示对其支持，公然引起社会质疑其经营的报章在相关报道的客观中立以至公信力。在香港传媒集团高层愈来愈有中资背景，或者挟中央政治层／政协成员身分，早已造成「香港传媒变红」的批判。这次新闻集团公然宣示撑唐的立场，除了为正走下锋的唐作最后拉票，会否间接重申其效忠中央的决定？又是否意味传媒集团高调支持政要／政党的新趋势？

　　更令人担心的，是到投票之前的关键时刻，有印刷传媒《成报》竟涉嫌将政治评论员刘锐绍的文章修改，语调变成偏帮梁。另外，自由党刘健仪的批评文章亦被抽起。传媒在选举中本应维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监察角色，但是次新闻集团肆意的选举造势及对来稿的审查，大大损害其公正持平形象，更严重地影响公众知情权。

民主价值及操守的重审
　　在一个民主的政治脉络里，新闻媒体在选举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为投票选民提供适切及准确的资料，以中肯及公平的报道方式处理，使民众能对各参选人的施政理念、方针及政纲，甚至其个人品格、性情有深入了解，使其可投下神圣一票选出符合社会篇福祉的领导人。遇有参选人被揭发牵涉丑闻，丑闻报道的功能，就是动员社会舆论，使民众对参选人诚信产生疑问而作出投票上的调整。但在小报化新闻报道(Tabloid Journalism)的势头下，丑闻便成报章销量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中用来吸引读者兴趣的商品。在香港仍然处于半民主的政治脉络下，报章铺天盖地、哗众敢竉的丑闻报道，就成了民众在小圈子选举中唯一的参与方式。丑闻报道不单扭曲民众对丑闻背后应有的思考，报章对参选人政网的轻视，更加强化民众对没有民主基础、较中央钦点的特首所立的政纲的不信任。而巨细无遗的偷窥式丑闻报道，只会令民众对参选人失信，但在欠缺投票权以影响选果的情况下，只会对未来政府管治、甚至政治本身的失望、犬儒以至死心，形成民众全面的去权化。

　　在互联网上的民粹式恶搞及谩骂固然成为这政治生态下有效的宣泄、参与，甚至社会动员。但主流报章在是次选举报道的处理手法，就正如选举本身，暴露了小圈子选举、纯新闻商品化报道手法的弊端，亦刺激我们重申对普选、政治廉洁、及新闻中立、持平及为民充权等港人核心民生及道德价值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