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说起–开启新闻广播及设立唱片库

2014-01-13
  广播节目委员会初成立时,在筹划节目方面,除了音乐、教育,转播教堂主日崇拜外,新闻广播是委员会早期关注的项目之一。委员会在1929年9月12日召开首次会议,随后在9月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已讨论关于新闻广播的问题。

研究播放新闻讯息
  试想,当时电台人员还在培训及招聘阶段,首任节目总监才刚刚委任,几乎是个无兵司令,节目尚要靠外援支撑,更谈不上有个新闻部,但委员会们却认为,应研究安排播出新闻讯息,而且,应中英并重。有关安排交予委员会内的华籍代表陈香柏跟进。

  10月,负责节目宣传的委员,来自《南华早报》的Mr Wylie向委员会报告,已安排由南早提供新闻资讯予电台,委员会遂议决由10月7日起,广播由南早提供的新闻讯息;同年11月,电台的新闻报道分别由《德臣西报》及《南华早报》两间报社轮流提供,而电台也在中午时段,以中文广播股份汇水行情。

  由于中文新闻欠奉,1929年底,委员陈香柏提出增设中文新闻的要求,委员会也有感使用英文报章提供的新闻,缺乏本地消息。当年,电台还未设有新闻采访记者或者成立新闻部的想法,委员会的做法是跟报社商讨,由报社提供讯息。在1933年,电台开始使用来自中文报章的新闻,在每天晚上节目结束后,播出由报社送来的新闻,当时,提供新闻予电台的报章包括:《工商日报》、《工商晚报》、《东方报》、《循环报》、《华字报》、《华侨报》、《南华报》、《南中报》、《南强报》、《超然报》,《大光报》、《新中报》、《中兴报》、《平民报》等报章。

官校校长翻译外电
  电台新闻广播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转播路透社的新闻。1934年初,路透社向广播电台提出,可以每天提供新闻服务,委员会当然甘之如饴,然而,碍于其高昂收费,委员会需寻求政府的支持,岂料,政府的回覆却是要向英伦汇报,事件辗转拉锯,到了7月,才得到英伦指示,认为无碍,可以转播,于是,电台安排每天三次(下午1:30;晚上9:30及10:30分)播出来自路透社的新闻报道。

  在安排播出路透社新闻的时候,委员会一众成员又那会料到,这个安排却为中文新闻广播铺路!当电台逐步加强其新闻服务的时候,华籍听众也当然会要求得到同样的服务,委员会经一番讨论后,尝试把路透社的新闻翻译过来以中文播出。1937年11月9日,电台安排两位官校校长,在下午4:30分至6时这段时间内翻译新闻,然后由华籍播音员读出,由于效果理想,委员会于是决定以此方式,广播中文新闻,相信此举也是电台翻译外电的鼻祖了!

议决成立唱片库

  音乐是广播电台开启初期的主要节目,当时播放的唱片大多由唱片公司或唱片经销商送往电台播出,当年,为电台提供唱片的公司包括:世界音乐、胜力唱片、新月、天寿堂、鹤鸣公司、百新公司、永安公司、新乐风唱片、永乐公司等,而提供西乐的公司主要是:Victor & Columbia、Anderson Music、Moutrie等。电台选播的音乐,基本上受制于唱片公司送往电台的唱片。早在1931年,广播节目委员会已考虑到,音乐是电台节目不可或缺的部份,而电台每月要向三间为电台提供西乐唱片的公司支付50元费用,长远而言,倒不如成立电台的唱片库。此议迅即得到委员的支持。同年议决成立唱片库后,还每月拨出一百元上限经费,购买唱片。委员会在其后的会议上,报告已选购的唱片名单,成为会议一项固定议程,由此可见委员会对唱片库的重视程度,其间,如有委员返回英国渡假,还会特别为电台在英国选购唱片。

  1933年3月,在委员陈香柏及Lowcock的推动下,中文唱片库成立,陈香柏对中文唱片的库藏非常关注,曾经亲自为唱片库订定一张包括244只唱片的选购的清单。时至今日,香港电台唱片库的藏量,堪称是亚洲之冠,拥有超过30万张唱片。

  电台对音乐的重视不单反映在唱片库的成立,1936年底,耗资120元添置一套五册的Grove's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于当年来说,是电台一项重大的开支,这套参考书最早的一套在1878年出版,是当年有关西方音乐最具规模的一套音乐百科全书。

广播节目委员会解散
  广播服务不断扩展,在广播节目委员会1929年成立时,一年拨款只得2,400元,到1938年开支达到79,000元,增幅达33倍,员工也由当年只有一位节目总监,发展至12名人员编制1。

  政府考虑到广播电台已略见规模,于是向邮务司提出,让广播成为邮政署辖下的独立部门,而广播节目委员会则转变为顾问委员会的角色,继续领导电台发展,此议得到委员一致赞同。引领香港第一代电台广播发展接近十年的广播节目委员会,在1938年12月21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随后解散。委员们本以为政府电台在翌年正式成为政府部门后,他们会以顾问形式再获委任,岂料,政府到了1941年才再度委任香港广播委员会(Hong Kong Broadcasting Committee)。
后记

  这个关于香港早年广播发展的系列,是笔者自2011年起的一项个人小型研究项目,说「小型」是因为目标简单,只为找出香港的广播启始于何时?殖民地政府是在一个怎样的社会氛围下决议启动电台广播?在管治上,殖民地政府对广播又有什么想法?资料搜集的目标范围只限于1920年代至广播节目委员会于1938年改组的期间。

  基于杂务缠身,搜集过程是断断续续的进行,资料是一点一滴的累积。通过广播节目委员会会议纪录提供的线索,翻阅报章旧闻,再对照当年立法会会议纪录、政府行政报告、宪报、殖民地部文件CO129等,在零碎片段的资料中,发掘出一个又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并尝试从这些故事理出当年广播事业的图像。然而,由于文献散失,这幅图像仍有不少失落的版块,很多问题无法理出相关的脉络,更不敢奢谈已寻出始末因由。

  早年修读历史课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教授的课上,他说:「做历史研究不能没有激动与激情,要激动才会追寻历史的真相,也要有激情才可继续寻找。」电台广播作为香港二十世纪一项崭新的传播工具,在管治上可扮演重要角色。多年来,没有资料说明香港广播如何开启,政府有那些考虑因素,而对启播日期更是众说纷纭,就因着这些问号,开展了这段长达三年的寻觅之旅。搜寻资料只为个人的好奇,试图寻根问底,没想到可以在香港电台85周年的时候,为她写下当年一些小故事。

  在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最令人激动的一刻莫过于2003年在6月20日,找到一条「当年今日」的资料—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6月20日宣布「政府广播电台作音乐测试」的公告,确定香港有了正式的广播服务,然而,本在1925年打算推出的广播服务,何以推迟了三年?广播节目委员会的成立,却又把当年积极参与广播测试的无线电爱好者排拒,原因何在?二十世纪初无线电广播是上层社会的玩意,但广播节目委员会在订定节目编排时,特别关注华籍听众的需要,与总督金文泰的领导有没有关系?当年接收广播的牌照的收费又是如何厘定?………在早年广播发展上仍有不少未解之谜团,有待继续寻觅。

1 Expenditure Statement of Expenditure for the year 1929-1938, CO129/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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