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电话时事讨论节目：听众、议题与意见质素——港台《千禧年代》的个案研究

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二零零零年一月至四月，透过电话访问和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电话时事讨论节目《千禧年代》，发现大部份听众以香港本体为讨论基础，最关注本地的经济问题，对本港经济状况与政府政策普遍持不满的态度，在表达意见时却能理性的提出论据和具体建议。

回归中国六年的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言论自由的权利，市民可以在不同场合，透过不同渠道或大众传媒，就政府政策或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在众多新闻传播媒体中，电台广播具有快速、方便、无须传讯者曾受教育或识字的优点，加上可以即时双向沟通互动，所以成为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及行业的市民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发表意见的上佳渠道。

香港目前有三个中文广播电台----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而每个电台都设有两个或以上的电话讨论节目（phone-in programme），让市民透过电话与节目主持人或其他听众，直接就某些特定的议题，在大气电波中进行公开讨论或发表意见。

当中，香港电台是政府全资拥有的传播媒体，角色敏感：一方面有亲政府人士希望港台发挥大众传播的功能，介绍解释和推动政府政策，为政府喉舌；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要求港台保持中立，坚守其监察政府和公共事务的角色，为民请命，为民喉舌。

以香港电台为例，每逢周日早上八时至十时播放的《千禧年代》，就以「不偏不倚，务求反映各阶层意见」为宗旨，鼓励市民发表意见；每日下午五时至八时，则设有另一电话时事讨论节目《自由风自由phone》。


研究动机、目的及方法：

究竟广播电台的电话时事讨论节目提供了一个怎么样的场合和渠道、吸引了什么样的听众、发表了涉及那些公共事务的意见、讨论的质素又如何？换句话说，倘若《千禧年代》是个时事沙龙的节目，它究竟如何伸张言论自由、能否反映民意、如何反映？这正是本研究希望寻求的答案。

具体而言，本研究尝试藉着深入分析《千禧年代》的节目内容，和访问曾发表意见的听众，去解答以下的问题：

（一）究竟在大气电波中参与公共 事务讨论、愿意发表个人意见的听众，具备怎么样的社会背景？
（二）他们最关心的公共事务与议 题是什么？
（三）在所关心的议题上，巿民采 取那种立场取向？
（四）这类讨论和意见的质素是不 是理性和有建设性的？

为了达到上面列举的四项研究目的，这个研究以电话访问听众及分析节目的内容两种方法，从观众和文本两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电话访问部份从二零零零年一月八日开始，至四月五日共五十八天内每天早上节目播放的两小时期间进行。

访问内容则环绕听众的个人资料，包括职业、年龄、收入及教育程度，以量化方式去具体了解参与意见表达及讨论人士的背景与听众类别。

节目内容的分析部份包括重听研究期间的三个月节目内容，透过资料收集表及相关数据分析，去了解听众关心及讨论过的新闻类别、新闻涉及的地区、评论的对象、意见的立场，和意见的质素。


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进行调查期间的五十八天内，平均每天有五十个听众致电港台，希望公开参与讨论所关心的公共事务或议题，最多来电的一天，来电数量高达二百多个。

在这五十八天的直播节目中，一共有五百三十二位听众能够参与讨论和发表其个人意见，平均每天有九点三个听众可以在节目中发表意见；而最多听众在两小时直播节目中表达意见的一天是三月七日，共有十九个听众成功争取在该时段内就自己所关心的议题透过大气电波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五百三十二位致电港台的听众中，本研究以电话访问了五百零三位，成功率达94%。

从整体数据看，不同社会背景的听众都有相似的倾向，以香港本体为讨论基础，最关心的议题为本地经济，主要的评论对象是政府的政策；较多听众对当时的经济状况与政府政策持不满的态度，大部份听众在表达意见时都能理性的提出理据与分析。


听众的社会背景

若将港台《千禧年代》作为电台电话时事讨论节目的代表，那么，愿意致电港台就自己关心的公共事务或议题表达意见的听众中，男性（N=318）多于女性（N=214），是六与四之比。

就教育程度来说，最多听众曾受中学教育，有二百二十五人（42%），曾受专上教育却仍未领取学位者有八十六人（16%），曾受大学或以上教育的听众有一百四十九人（28%）。若将曾受大专的听众并在一起计算，则参与港台电话时事讨论的听众大多数是曾经接受高等教育者（N=235；44%）。

数据显示，听众的职业以专业人士居多，共一百二十六人（24%），其次是家庭主妇，共七十八人（15%），而行政人员也有四十九人，占10%。

年龄方面，以四十一至五十岁的听众最多，有二百二十九人（46%），其次是三十一至四十岁的听众，有一百三十二人，占25%。倘若将这两组年龄的听众合并在一起计算，七成积极参与讨论时事的港台听众都属于较为成熟、稳重、较有经验的年龄组别（N=361；68%）。（图一）

至于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在五百三十二位曾参与讨论时事的听众中，有一百一十一人不愿意透露其个人收入，而愿意透露其收入的四百二十一位听众中，有二百六十五人（63%）的每月收入属于香港个人每月中位数的一万元以上，一百五十六人（37%）的收入在中位数之下。仔细的分析显示，每月收入在二万元或以上的听众有一百六十二人，占四百二十一人的38%。可见大部份参与《千禧年代》时事讨论的听众都属较高收入人士。


听众最关心的公共事务或议题

一般来说，议题对听众的切身关系愈大，就愈能吸引他们收听节目的播放；若议题兼具争论性涉及多元利益冲突，听众来电表达意见也就会愈多。在本研究进行的三个月期间，《千禧年代》节目时间内讨论过的新闻议题共一百四十七条，可划分为廿九个类别。其中港台听众最关注并曾公开讨论的议题是本地经济（N=121；23%）、本地政治（N=65；12%）、本地司法制度与问题（N=55；10%）、医疗卫生（N=50；9%）、公众治安（N=30；6%）和劳工问题（N=24；5%）。在三个月的研究期内公开讨论过五次或以下的议题有国际政治、生态环保、文化康乐潮流、老人事务、社会福利事务、科学科技与医药，和交通意外。而从未公开讨论过的议题则包括军事、国际经济和公共基础建设。换句话说，最多人讨论的议题，都是对大多数市民大众有切身关系的问题。而老人服务、社会福利事务、文化康乐潮流、生态环保和公共基础建设只有极少的公开讨论，相信与研究期内没有涉及这些议题的新闻发生有关。


听众对评论对象的立场取向与评论质素

在评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要保持「对事不对人」的「客观」态度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在民主制度、问责文化和寻求真相的前提下，批评需要负责的人或机构是很难避免的。而研究期中，主要有十一类别的人或机构共三百九十三次成为被评论的对象；其中以政府、政府政策与官员（N=152；39%）成为众矢之的；饮食条例、劳工条例和其他条例有四十四次（11%），成为第二最常被评论的对象；而医疗制度及服务成为第三最常被评论的对象（N=42；11%）。

一般来说，评论的立场取向可以是支持赞赏，或反对批评。本研究将评论的立场取向分类为「支持」、「反对」、「中立」、「混合」和「没有立场取向」（图二）。数据显示，在五百三十二次评论中，虽然采取「反对」的立场取向最多（N=176；33%），却跟「支持」（N=133；25%）和「中立」（N=167；31%）相差并不远。这数据并不显示港台听众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人士，对各项议题的立场取向颇为均匀地分布，而显示了《千禧年代》的节目主持「成功」地将各项议题的不同立场取向纳入这个电话时事讨论的节目内。开设这个节目的目的若只是反映各种不同的立场和意见，而不是合乎比例地反映这些立场和意见，港台《千禧年代》算是十分称职地达成节目目的。在这些意见中，反对政府、政府政策或官员的声音共一百一十五把（22%），支持的声音只有三十六把（7%），即反对与支持政府的声音是三与一之比。

比较深入的分析显示，在五百三十二位听众所提出的意见中，有四百一十一人（77%）在表达意见时提出理据，另外有一百零四人（20%）在发表意见后提出具体建议。换句话说，若将这两类意见特征归纳为「理性分析」，则绝大部份在《千禧年代》节目中发表的意见，质素都是十分高的。

同时，在这五百三十二份意见中，只阐释自己个人的看法有四百一十七位（78%），附和节目主持人的看法的有五十九人（11%），反对节目主持人的立场有三十六人（7%）。这数据似乎显示，无论节目主持人在各项议题上有没有预设的立场取向，绝大部份听众没有受到主持人的影响，有足够空间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