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政策往何处去？

　　香港电影业由兴盛走向衰落是明显的，凡是对香港文化关注的人大概都会问：为什么？有什么救亡方法？如何可以使香港电影业再放光芒？我们三人都是电影的爱好者，又关注香港大众文化的发展，对影业的衰败黯然神伤之余，乃决定就上述问题向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申请研究经费，试图合力找出答案。现在研究计划已经获得批准，正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是政策研究，我们准备一边研究，一边发表一些资料和想法，希望引起业界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讨论，共谋出路。
香港有什么电影政策？效果如何？这是本文想初步探讨的问题。

回归前后政策倾向的改变

　　一九九七年以前，港府没有什么明确的电影政策，对电影业界奉行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干预的态度，既没有直接向电影业界提供任何支援，亦没有像某些国家般采取保护主义，限制外国电影入口竞争，间接扶助本土电影业的发展。与电影业相关的行政措施，仅限于由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执行的电影检查及监察制度。此外，尚有由康文署主办，以观摩来自世界各地电影为目标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以及一九九五年成立的艺术发展局的拨款资助，支持各项艺术活动包括电影及视觉艺术等，但资助范围仅限于非牟利性质的独立电影制作，而最高资助金额亦只有五十万元。

　　回归以后，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一九九七年第一份施政报告中，认同香港电影业过往的骄人成绩，不论在制作产量以至海外发行数量方面均是亚洲之冠，故此必须支持电影业发展。建议在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辖下成立电影服务统筹科，为电影业界在制作和外景拍摄方面提供支援，并在批地计划内预留一幅土地指定作电影制作用途。另外文康广播局又会成立主要由业界代表组成的电影服务谘询委员会，促进电影业界与政府间的沟通。翌年的施政报告中，一再表明政府会协助提供一个有利电影业界作长远发展的环境，承诺拨款一亿元成立电影发展基金，资助以提升电影业界的专业及技术水平为目标的非牟利性质计划。此外，香港贸易发展局自一九九七年起，每年亦举办香港国际影视展，以推广香港电影的海外市场。凡此种种，均反映政府自回归以后对电影业的关注，试图为电影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及基础条件。

　　电影服务统筹科的成立，确实为业界带来不少电影拍摄上的方便，制作人不再需要为场地租借以至封路等问题而烦恼。至于电影发展基金，在首五年的运作中，亦资助了多个培训计划、研讨会、奖励计划、调查研究及业界文件编篡等项目，还有赞助了不少本地电影参与海外影展以作推广宣传。然而此等措施并没有令电影业应声反弹，制作产量及票房收益数字更逐年递减，从二零零零年的一百五十一部，降至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二十六部，二零零二年更跌破一百大关，全年产量只有九十二部，总票房亦跌至十年来的低点，只有3.52亿元。因应长远发展而作的周边支援措施，似乎不能发挥挽救燃眉之急的作用，电影业界急忙展开救援行动，在二零零二年末召开振兴电影工业研讨会，并向政府提交报告，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施以援手。

　　二零零三年政府踏出较重要的一步，从电影发展基金调拨五千万元成立电影贷款保证基金，与及签订落实ＣＥＰＡ有关放宽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的规限，两项措施的矛头直指香港电影业的其中两大难题；融资及市场萎缩。霎时间，业界充满希望，以为香港电影业从此可走出谷底，电影产量会逐步回升。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在二零零四年三月的检讨报告中，更指出业界预料二零零四年的电影产量可望回升至一百四十部。

措施实际效用不显著

　　从提供周边的支援措施推动电影业作长远发展，财政资助仅限于非牟利性质的项目， 以至成立电影贷款保证基金，间接参与电影融资，政府无疑已跨出较大的步伐。不过，政府一再强调无意直接参与投资电影；成立贷款保证基金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励银行及借贷机构参与电影融资，藉此开拓一套完善的电影融资架构？最初试办期为两年。ＣＥＰＡ有关电影条款的签订落实，令香港电影不受入口配额限制而可在内地发行，又放宽中港合拍电影的限制，演员比例由以前的1:1 放宽至 2:1；即主要演员只需要三份一是内地演员便可；合拍片可以国产片形式在内地发行，港人更可以在内地独资经营电影院及电影放映业务。庞大的国内市场好像忽然变成垂手可得，听来是天大喜讯。问题是两项措施有否如预期的奏效？

　　电影贷款保证基金成立三年多以来，只有十部电影提交申请及批出，全属中小型制作，由于最高的贷款额只是五百二十五万元（百份之五十由政府作担保），至于总承担金额亦由成立时的五千万元（同一时期可为十九部片提供保证），降至现时的三千万元 （同一时期为十一部片提供保证），可见业界对此项措施的反应并不积极。正如香港影业协会创会副理事长马逢国指出，即使有了政府作担保，借贷机构由于对电影业认识不深，作贷款风险评估时会较为审慎，要求亦较为严苛，例如完片保证及可供抵押的资产等，至令业界望而却步，尤其是缺乏往绩及资产的独立制作人。此外，由于ＣＥＰＡ效应及全球一体化大势所趋，跨国的合拍电影越来越普遍，业界仍然较倚重传统的股本融资，以及预售片花合约方式来筹集资金。建立一套完善的电影融资架构似乎尚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港府用以作试金石的电影贷款保证基金，可以说是作用不大。

　　ＣＥＰＡ的落实的确引发较多的中港合拍计划，从以前平均每年只有十部左右，跃升至二零零四年的三十一部及二零零五年的二十九部。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亦表示，中港合拍是大势所趋，现时接近九成的本地制作都属合拍片。然而，为了迎合国内观众口味，以及符合合拍标准，即必须选用内地演员，导演以至题材必须符合国情，结果合拍的电影在本地的受欢迎程度相对降低。大型的合拍制作如《夜宴》、《无极》、《天下无贼》等，即使在国内上映时卖个满堂红，在本港上映时的票房却未见理想，仅数百万元而已。此外，港片虽然不再列作进口片，无须受配额限制，但要进入内地市场，依然要通过内容审批及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引进。某些港片便由于内容题材问题而不获批准，例如《放．逐》、《江湖》等；又或者必须经过删剪修正才获通过，例如《长恨歌》、《黑社会》等。正如电影人陈可辛指出，港片要打入国内市场，题材往往是最大的问题，导演陈嘉上亦曾表示合拍片所选用的国内明星，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位，看多了观众会生厌。近在咫尺的国内市场表面上是开放了，但内里还存在很多掣肘及未知之数，似乎还未能真正惠及香港电影业。

　　且看二零零三年以后的电影产量，不但没有如预期的激增，反而更逐年减少，由二零零三年的七十九部，下降至二零零四年的六十四部，二零零五年再进一步下跌至五十五部，至于刚过去的二零零六年，港片总产量更只有五十一部，创了十年来的最低纪录。票房收益亦因产量减少而每下愈况，从二零零四年的4.21亿元锐减至二零零五年的2.69亿元。据香港影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字，二零零六年的港产片总票房只有2.82亿元，相对同期上映的一百八十部外语片，总票房却高达6.25亿元之多。

有措施欠政策

　　究竟问题的症结何在？是政府的支援及资助措施不够彻底，还是另有乾坤？

　　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二零零六年十月的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有关促进电影业的措施，包括理顺政府内部有关电影政策的架构，以及成立一个主要由业界代表组成，非法定机构的电影发展局，以加强业界参与制定发展电影业的全面策略。电影发展局将取代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才成立的电影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又是取代原有的电影服务谘询委员会，名字改变了，实质的作用将有多大分别？前二者的成员同是主要来自业界，又一样负责向政府提出有关电影业发展的建议。至于即将成立的电影发展局，作用及权限会否扩大至积极参与制订电影政策，迄今仍是未知之数。

　　政府一直抱持的态度，是在认同电影工业是重要的创意文化产业的大前提下，支持电影业作长远发展。这十年来所推出的支援措施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提供基础设施，包括拨地兴建制作中心及资助业内人士的专业技术培训；二是透过成立电影贷款保证基金，建立一套完善的电影融资机制；三是在电影制作、开拓市场及推广等方面提供支援，包括协助外景拍摄、制订拍摄指南，削减租用政府场地拍摄及电影检查收费、资助业界参与海外映展推广、透过海外经贸办事处作推广宣传，以及落实ＣＥＰＡ有利业界进入内地市场。

　　然而此等措施的成效既不明显，大多数亦属于被动回应式的，杂乱零散，缺乏有系统的部署安排，背后的理念更是模糊空泛，实在称不上是一种政策，顶多说是有一种政策倾向，加上由多个不同部门机构分别执行，欠缺集中的统筹规划，故此无法达致协同效应。这边厢，政府不断宣传每年的香港影视展规模有多大，参加人数屡创新高，发展基金又资助了多少个培训计划，那边厢电影业继续凋零，不少电影工作者失业或转行，持续的衰退令人才不断流失，业界似乎已进入了死胡同式的恶性循环。

　　香港一向奉行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原则，电影纵使有其文化艺术价值，又是重要的创意工业，但电影制作始终是商业活动，政府到目前仍然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只采取措施摒除障碍，试图改善经营环境。目前香港电影业的气氛仍然低迷，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奉行不干预政策或是进一步落其重药，这是我们未来要探讨的课题。电影政策或措施的成效与影业兴衰的原因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这里只就政府的政策措施及其效用作一初步的整理和分析，至于政府是否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因而没有对症下药，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