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制：唐敏明

〈打风落雨〉
打风落雨对上一代香港人而言，郄有不一样的感受。

浸会大学教授文洁华忆述儿时经历说：「童年时家住海旁，每逢打风落雨，家中长辈便会忙个不停，用各种方法防止雨水浸入房子。而我和妹妹则在家中放船仔。」

对于当时年幼的文教授，打风落雨的乐趣还在于可以品尝到平日吃不到的罐头午餐肉、沙甸鱼、豆豉鲮鱼等。这些她都视之为较饮宴吃到还要美味的珍品。

昔日，不少香港人都居住于简陋的木屋或铁皮屋，一到打风落雨，便会提心吊胆。对他们而言，「保住屋顶」并非电影桥段，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印记。

曾居于木屋区的张?苏 (?姐) 和演艺人胡美仪便有过保住屋顶的经历。

另外，今集亦会重温1962年温黛袭港和1972年618雨灾，由受灾居民、参与救援人士及电视台摄影记者等，诉说当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

〈谈情说爱〉
「剩女」、「电车男」是香港近年最热的词汇之一。在资讯发达和开放的年代，香港的红男绿女要寻找另一半，理应比以前容易。倘若今天有「剩女」、「电车男」，那么半个世纪以前的男女是如何谈情说爱呢？

八十三岁的「西饼皇后」李曾超群，在一九四九年朋友的婚礼邂逅丈夫李明。她忆述说: 「当时我进场，我先生巳经注意我，并问他的朋友:『哗, 这个 (女孩) 好正』。」不久，李明便拜会曾家，超群的父亲还替女儿答允约会，由此展开他们的爱情故事。

一九四九年也是吴裕发夫妇的转捩点。他们由父母带到兵头花园相睇，由首次见面到结婚，只有短短四个月，而他们的婚姻，至今维持超过六十载。

六十年代，性学专家吴敏伦教授是当时香港大学医科生，作为当时的天之娇子，他透过征友认识另一半。在含蓄的七十年代，追求异性要靠4C, 究竟4C是什么呢?

今集会带你游走五十至七十年代，由父母之命、相睇到自由恋爱，各个年代的男女诉说当年的甜蜜故事。

〈年又过年〉
今日，过农历年彷如一般长假期，以前却是十分重要的节日，小孩子尤其兴奋，大家仍然记得派财神吗？至于烧炮仗也有多种玩法；至于如何从上缴利是之中偷偷保留几封，也令人回味无穷。

过年也带旺某些行业，例如理发店。当年理发师王宝泉先生便创下纪录，年三十晚一天内有一百六十多个客人。

另外，对大人来说，过年用钱多，曾几何时都为年晚钱而发愁，正所谓「年晚钱，饭后烟」。节目内，齐齐回忆过年时候刻骨铭心的事。

〈乐在不夜城〉
榕树头听故仔、庙街睇相、逛逛大笪地，是昔日平民大众晚上的最佳消遣。只需花一个几毫，就能品尝风味小食如炒蚬、东风螺；另一边，歌艺团设置歌坛卖唱，民众围在一起听得如痴如醉，令大笪地被称为平民夜总会。

避风塘亦有海上平民夜总会之称，艇家卖各式各样的食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艇仔粥。饮饮食食之余，又可以请歌艇驶来，让歌者为你献唱，资深传媒人韦基舜，忆述当年曾以三十元点唱一首客途秋恨。

平民夜总会之外，香港还有真正的夜总会。五、六十年代，中式夜总会在香港写下最光辉的一页，潘迪华笑谈由上海来香港，成为夜总会歌星的段段趣事；当年到夜总会跳舞是老少咸宜的娱乐，粤语片、国语片都不乏到夜总会跳舞的场面。

及至七十年代末，日式夜总会在香港兴起，令「夜总会」在香港渐渐成为活色生香的男士专区，亦成为营商场倾谈生意的地方。「马照跑、舞照跳」，正好反映香港八、九十年代的一种生活模式。不过，九七金融风暴之后，日式夜总会也逐渐被淘汰。

〈青春，真可爱青春〉
今时今日，在facebook不够活跃、不懂潮语、不玩自拍随时被标签为「OUT」，那么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哪些活动最「潮」？

茶舞、舞会、派对（开P）均曾大受欢迎，当年潮人娓娓道来个中故事：何谓「食柠檬」？请女生跳舞为何会「撞车」？在家搞派对开P有何准备？派对中场休息最重要做什么？为何会误请男生跳舞？

没电玩无互联网，当年潮玩都是集体活动，unplugged卡拉OK、郊游、远足、露营等，都是四十、五十和六十后的集体回忆。

不过，父母却未必喜欢子女太潮。长发、喇叭裤、松糕鞋等入时打扮，在长辈眼中便是「飞仔」的标志。到底「飞仔」「飞女」是否坏人？当年「飞不起」的中大教授马杰伟和社工萧灿豪，今日同为「飞仔」平反，并细说婴儿潮一代在青年服务匮乏下，如何靠自己组织不同活动，铺好成长路。

〈沦陷的岁月〉
今年是香港沦陷七十周年，对于老一辈的香港人而言，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绝对永志难忘。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退伍军人联会会长蔡彼得当时于鸡笼环(华富邨)当炮兵，曾发炮击落一架日军军机，获总部以一头羊作奖励。

由于香港兵力始终有限，坚守十八日后，宣告沦陷。

沦陷期间，日军实施归乡政策，以致香港人口由战前约160万急跌至战后50多万。在日军管治期间，残暴对待市民、淫辱妇女的事时有发生。家中有妙龄少女的，遇上日军拍门，如何应付？此外，由于严重缺乏物资供应，以致香港曾经出现饥荒。没有粮食，小市民选择吃什么充饥？在如此黑暗岁月，香港人如何捱过逆境?

〈有病点算好？〉
1894-1922年上环太平山街爆发鼠疫，三十年之间香港有2万人死亡…
1952年香港每10万人当中有168人因为感染肺痨而死…
1957年亚洲流感，全球死亡数人达二百万人…
1960年代，霍乱肆虐香港…

社区一旦爆发传染病，总会引起恐慌，以古以来，人们都懂得自保，想尽办法令自己不受感染。2003年沙士期间，坊间抢购醋及板蓝根，原来早于上世纪50年代亚洲流感爆发期间，人们已经烧柴煲醋来杀菌。

当年不如现在般，有病随时可以看医生，老人家们总爱使出古方，亦反映出不少民间智慧。文化界人士吴文正，忆述小时候发烧，祖母便拿出一个袁世凯大银，沾上盐水替他刮沙；又试过给家人按住手脚，强迫服用杜虫药「鹧鸪菜」。

60年代，政府推行各种疫苗注射，霍乱、麻疹、肺结核感染个案日减，前卫生署署长李绍鸿教授，难忘当年乘坐医疗船及直升机，到郊外游说村长接受疫苗注射，继而令村民放心打预防针。

六、七十年代，香港医疗水平日渐提升，然而公营医疗服务亦出现不少垢病，当年廉政公署尚末成立，病人以「茶钱」来换取较佳服务。

〈齐人之福〉
「齐人之福」，真的是福还是祸?

一九七一年，婚姻改革条例实施，落实一夫一妻制。在此以前，香港仍然沿用大清律例，容许男性三妻四妾。这段历史足迹未完全被岁月吞逝，当年的过来人以及后代细诉他们的观察及体会。

黄珍，今年83岁，是少数愿意出镜的过来人。黄珍早年丧夫，来港谋生打住家工，十只指头烂了八只，捱足八年，直至媒人介绍她下嫁一名有妇之夫，她决定再嫁。她坦然这是为了「嫁饭碗」，而在四、五十年代，类似黄珍的遭遇大有人在。

资深传媒人韦基舜父亲是成药商人，娶有四名太太育有二十八名子女。生长在大家庭的韦基舜忆述父亲为求一家人共处融洽，如何平均分配，要求一律的服装，及着重教庭教育。韦基舜强调一家之主要做到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

李志林与父母同住上环，直至7岁左右才得悉有「大妈」的存在。他记得大妈不时到他家里与亲母吵闹起来。童年记忆令他深信「齐人之福」不易享，不只影响当事人，更会遗留包袱给子女，成为负担。

传意学家任伯江教授有六名妈妈，他说不会以现代社会价值看待父母亲，并谓父亲对六位太太都付出了真感情。虽然各房人相处融洽，不过任教授奉劝男士们：「一条钥匙不会响，两条钥匙沙沙响，还会出现心理问题，很烦恼的。」

〈父母心〉
生儿育女是人生大事，战后至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父母烦恼自然多。

当年医院产床比今日更缺乏，很多孕妇会在方便舒适的留产所分娩，到底留产所有何特色？欠产前检查、无钱延医，怀孕、分娩和宝宝初生都有不少危险，两位妇女回忆流产和女儿夭折的经历，妇科医生则详述急诊见闻。

子女成群，生活逼人，当年骨肉分离的故事并不罕见：有母亲为保工作以养活全家，忍痛将儿子送人；有儿子曾给农户领养，后却因庄稼失收被迫送回生母；艺人胡美仪则细诉当年被遗弃，以及廿年后与母重逢的心路历程。

无力抚养子女仍怀孕，只因避孕、节育尚未普及，有妇女便冒险堕胎，过程惊险；想避孕的则随时面对丈夫和长辈的阻止，而负责推广的家计会职员，更要上山下海几经辛酸，遇上特别个案，更教人哭笑不得。

〈有瓦遮头〉
蜗居，并非只是「八十后」港人要面对的问题。二次大战后，大量移民来港，短短四年间人口由60万飙升至200万，屋少人多，当时政府却无任何公共房屋政策。香港人如何各出其谋，寻求一片有瓦遮头?

50年代，创作「老夫子」的漫画家王家禧，带着三名儿子投靠亲戚，结果大大小小，一共十人蜗居于斗室之中，谁知原来人多可以「防盗」！有一次小偷入屋，竟被一屋人所吓怕，落荒而逃。

今日，当然没有人愿意瞓猪栏，但在五十年代，猪栏已算是寮屋中的豪宅，有人为了买个猪栏住而用尽积蓄。当然，不能不提唐楼的板间房，往往一层唐楼可以住上40人或以上。人多当然争执多，有人为免妻儿受到欺负，借钱买一层唐楼做包租，目的就是要让自己老婆做包租婆，少受闲气。还要一提的是天台屋，艺人陈欣健小时家住天台屋，他反而自得其乐，「人仔细细」学偷窥！

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始于一场大火。1953年12月24日晚上，石硖尾发生六村大火，5万多人无家可归，暴露了香港战后城市发展的问题。政府为了安置部份灾民，兴建徙大厦；但徙置区只用作徙置寮屋区居民，低收入或居住环境恶劣的市民，亦无缘入住。可怜当时港人为求有瓦遮头，不惜由唐楼纷纷搬到环境更差的寮屋，以求有机会「上楼」。

直至1972年，港督麦理浩宣布十年建屋计划，为180万香港居民提供住所。另外，将徙置区及廉租屋合并为公共屋邨来管理。香港人「上楼」的机会比以前大增。

今集香港故事，带你穿梭港人的蜗居岁月，看看今日呎价比豪宅更贵的笼屋、板间房，如何在50年代起萌芽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