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舟曲到马尼拉一采访手记

2010-09-14

  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先后采访两宗重大新闻,全部都是经历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老实说,心理上真的有点吃不消。

踏足舟曲灾区
  8月8日凌晨,位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导致大量伤亡,新闻部决定派记者兵分两路,一路由驻京记者陈妙玲负责,先从北京飞往四川九寨沟,再北上舟曲。另一路由我跟同事陈乐谦从香港出发,先到甘肃省会兰州,再取道南下,希望可以尽快赶赴灾区,报导第一手消息。

  我和乐谦翌日早上经深圳飞兰州,到埗后马上包车南下舟曲,起初过程还算顺利,但当我们傍晚在距离兰州百多公里外的临洮县补给过后,竟然迷路了! 车子偏离了原有路线,向西面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方向驶去,当发现不对劲后再原路折返,已整整浪费差不多三个小时。找对路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为安全计,惟有在距离兰州百多公里的临洮停留一晚。

  我们好不容易在第二天中午过后,赶到距离舟曲县城较近的两河口镇,这时从四川北上舟曲的陈妙玲,已成功越过两河口,抵达舟曲县城。但当我们到达两河口后,只见唯一通往舟曲的道路已实施交通管制,不单有大批交通警察、甚至有配备散弹枪的成都特警把守,除了指定的救灾车辆外,任何其他车辅都不能进入,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徒步四个多小时山路,先抵达县城入口,再作进入县城的部署。期间传来驻北京记者陈妙玲在县城遇险、差点陷身泥潭的消息,令我们不得不考虑入夜后抵达灾区采访的安全问题。

  最终我们决定第二天凌晨尝试闯关,尽量争取白天在灾区里完成采访工作。

  我们凌晨4点多再到达两河口镇,通往舟曲的山路仍然封闭,但与白天不一样,在路口把守的不再是配备散弹枪的成都特警,而是两名当地交通警察,经过一轮交涉,我们成功越过了封锁线,虽然警员劝喻我们要天亮了才好上山,但时间紧逼,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先摸黑开车上山,等待天亮后再徒步进入县城。

  从两河口到舟曲县城大约有17公里,我们沿着山路往县城出发,道路的状况不算太坏,只是有部份路段满布从山上滑下的碎石,车辆经过都要慢驶。沿途也看见不少抗震救灾的车辆停在一边,武警官兵与救灾人员有的坐在地上、有的乾脆躺在地上休息。

  我和乐谦天一亮就徒步进入县城,看见的尽是泥石流过后的满目疮痍,在白龙江边,大遍民居被泥石流淹埋,泥石下的床铺家具都仍然清晰可见。有居民呆呆的坐在一个个泥石墩上不肯离开,因为在泥石墩下面,就是他们的家。有人是为了等待可能已经遇难的亲人、有人则是因为家园尽毁而感到前路茫茫。

  「虽然现在有大型挖掘机,但我们不敢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为了怕把尸体挖断。这些尸体都泡在水呀、泥的下面,很脆弱。」前线救援人员对我们说。

  现场所见,参与救灾的武警都是以铁铲或徒手挖掘,大大增加搜救的时间和难度。挖出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都只能暂时放在路边,尸体混杂着垃圾,传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由于有陈妙玲日前险些陷入泥潭的警告,我和乐谦每一步都走得份外小心,沿途只见武警不断用碎石填补路面,但这些泥石流形成的路面,踩上去总是有种「不踏实」的感觉。至于部份路面下陷的路段,水流湍急,救援人员以树干、木板搭成大大小小的独木桥,让民众通过,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在走过这些独木桥时,大家都会互相扶持,现场的义工看见记者,亦会主动递上樽装水,让大家深深感受到天灾无情、人间有情。

  灾区的物资亦相当缺乏,虽然全国各地运送了大量救援物资到舟曲,但由于交通管制,物资车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县城,只能靠义工以「背」的方式,一点一点把食水和即食面等物品送进县城。

  灾后第三天,县城里的店铺有很多重新开始营业,食品及日用品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老板说自己希望为灾区人出一点力量,所以没有趁机「抬价」,事实上当地工商局在灾后亦派员在场监察,禁止店铺发灾难财。

  大批受灾的灾民被安排在舟曲县城的两间中学,负责分发物资的红十字会说,虽然物资短缺,但秩序大致良好。不过安置点的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往往要七、八个人挤进一个不足百呎的大帐篷里面,卫生条件也不好。

  「一家人平平安安已经很好了、现在暂时不愁吃、不愁住……想重建家园嘛,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了。」家住白龙江边的杨方平对我们说。

  杨方平忆述泥石流来的一刻家人慌忙逃生:「我两岁的娃娃是光着屁股逃出来的,连一件衣服也没来得及拿」。

  他们一家九口人,灾后被安置在舟曲县第一中学的一个帐幕中,里面什么日用品也没有,由于害怕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受凉,杨方平还特地从朋友家借来一张旧木床,放在帐幕里给母亲休息。

  杨方平灾后每天都到县城,帮助有需要的灾民,他说算是感谢老天爷让他们一家平安的回报吧。

  像杨方平这样的,还有几个来自舟曲、但在陇南读书的大学生,他们自己家里虽然没事,但仍然留在县城受灾地区,协助搬运救灾物资。跟他们做访问时,他们给的答案很短,只是短短的「是」、「不辛苦」、「会坚持」等几个字,对电台记者来讲,这些「sound bite」是不合格的,也没法用。但是从他们沙哑的声音、满布红筋的双眼,就知道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自己也被他们的行为深深感动,临走前不忘向他们说了句「加油!」

  缺乏食水亦为舟曲县唯一的医院带来重大挑战,灾后这间医院接受了超过300多名伤者,但医护人员对我们说,由于缺水,医院连基本的消毒工作也做不了,更别说要替伤者做手术了。医院所能做的,只有尽快把伤者送往其他设备较好的省级医院。

  由于甘肃气象台预测,11号晚间开始,甘南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泥石流,公司要求我们在灾区的记者注意自身安全,完成必要的采访工作后便要尽快离开灾区。正当我们完成采访工作,中午过后准备离开舟曲时,近县城入口处的低洼地区突然被封锁,现场的武警官兵不断叫大家往向山上、向高地退,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不少碎石从我背后三层高民房顶跌了下来,把我也吓了一跳。后来经询问下才得知是当局以人工爆破方式,疏通白龙江的河道,当地灾民已经见惯不怪了。

  从舟曲回兰州的路上,果然一如气象局预报,遇上特大暴雨,我不断在想,如果仍然留在舟曲,会是怎样的局面呢?离开舟曲的决定对吗?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我清楚知道在我们离开的一刻,舟曲的故事仍未完结,还有数以十计、甚至以百计的前线记者留在那里,报导舟曲的最新情况,我可以做的只有默默为他们,同时亦为在灾区的人民祈祷,希望他们平安。

  舟曲的采访是我首次踏足灾区,出发前由于做足了心理准备,又有先行进入灾区的同事提醒里面的情况和要注意的地方,加上天气情况不错,整个采访过程并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困难。但一个多星期之后,菲律宾的一宗突发新闻,发展却出乎我的预料,亦深深触动了我内心深处。

赶赴突发现场
  8月23日星期一中午,我突然接到公司电话,要派我到菲律宾采访一宗旅游巴被挟持事件,同行的还有另一位专跑突发新闻的资深同事黄金凤,当我们到达赤鱲角机场,看到陆续有其他的行家亦纷纷赶到,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及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亦是当日下午最早的班机前往马尼拉。

  我们到达马尼拉已经是下午近六点,当时掌握的情况是枪手门多萨已释放六名人质,并继续与警方谈判。我们最初相信、亦希望事件可以和平解决,但最终结果却出乎预料。

  离开机场后我们两个人分道扬镳,黄金凤到现场,我就先去获释人质入住的酒店(Waterfront Manila Pavilion Hotel & Casino)。到场后已看到现场有不少菲律宾本地媒体守候,酒店保安明显加强,门口有警犬把守,所有进入酒店的行李都要检查。在酒店大堂没有预期的协调中心,亦没有统一的人员回应传媒查询,只是经酒店职员得知,事件已经由菲律宾旅游部门接手,所有信息都要由他们统一发放,至于菲律宾社会保障部门亦派出十多名社工,准备为获释人质提供心理辅导。

  不过事情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急转直下,菲律宾传媒引述成功逃脱的旅游巴司机称,车上人质全部死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自己当时都呆了一呆,心想最不愿见到的事终于发生,酒店的气氛亦大为紧张,社会保障部门的社工,随即带氧气樽,进入获释人质住的房间,但不肯证实是否有人听到消息后感不适。

  公司亦于此时来电,除了要求我想办法确认消息之外,亦希望我可以尽快到黎刹公园现场增援。从酒店到黎刹公园步行距离约20分钟,由于公园一带封路,我只可以徒步前往。

  抵达公园的一刻,只见四周漆黑一遍,现场下着傍沱大雨,旅游巴车头正前方的草地,约百多米外有3个电视台直播的帐篷,现场只有一、两名警员把守,喝止意图接近旅游巴的人,我下意识未有理会警员喝止,奔向直播帐蓬,刚抵帐蓬不久,便听见响起连串枪声,现场几名摄影师立即趴下,躲在装载器材的巨型铝箱后面,我亦马上寻找地方掩护,后来才得知记者区原来是在旅游巴右侧约百多米对开。

  晚上近八时,马尼拉特警在几百名记者目击之下,展开强攻旅游巴、拯救人质行动,但最终行动以失败告终,酿成八人死亡的惨剧。行动结束后大批记者涌前采访,警方就筑起人链阻止,场面十分混乱,有中国大使馆人员多番被阻止进入禁区,但令人费解的是有菲律实当地的记者、甚至是卖雨伞的小贩,事发后却可以肆意进入封锁区。

  由于事件中的死伤者被分送市内多间医院,现场讯息非常混乱,记者亦要四处奔走,自己到医院寻找死伤者。

  与记者一样四出寻找的还有梁太,眼见丈夫为救自己而死,三个子女又下落不明,梁太虽曾有过寻死的念头,但因为记挂着三个子女,最终放弃。午夜过后,梁太在接收最多死伤者的医院(Manila Doctor’s Hospital)找到三个子女的踪迹,但可惜等待梁太的,只是另一个恶耗,两个女儿梁颂仪及梁颂诗送院前不治,儿子梁颂学则头部受重创昏迷。面对不愿多谈的梁太,凌晨在医院守候的记者,没有再咄咄逼人地追问,而是有默契地给梁太多一些空间。

  在今次事件中同样遭遇不幸的还有一夜间成为孤儿的15岁少女汪绰瑶,及12岁的弟弟汪政逸,其中汪政逸透过假扮另一名团友符太的亲戚,在挟持事件发生当日下午获释。

  我于事发翌日早上在位于马尼拉唐人街附近的Mother and Child医院找到留医的汪绰瑶,她在事件中只是受了轻伤,左耳因受枪战影响暂时失去听力,双眼亦因为受催泪气体的影响而感刺痛。跟绰瑶做访问之前,医护人员及帮助绰瑶的义工多番提醒我,绰瑶仍然未知父母不幸遇难的消息,叮嘱我千万不要把恶耗告诉她。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绰瑶都表现得很坚强,断断续续以简短的回答,忆述挟持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没有提过、也没有问过父母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觉绰瑶像是知道一些事情,只是忍着不说而已。当访问结束,我快要离开时,绰瑶突然间说出一句:「我很想念爸爸妈妈、很想念弟弟。」接着便饮泣起来,这时我自己也鼻头一酸,忍着快要滴下的泪水,说了一句:「你多些休息吧!」,就离开了病房。我害怕继续面对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更害怕她一旦真的问起父母的情况,不知该怎样回答。作为记者,在访问过程中保持抽离是必须的,但作为两个孩子的爸爸,我不禁在想,事情若发生自己身上,自己的孩子现在该是多么的彷徨,多么的无助。

  这种困难同样发生在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工作上,当死伤者家属乘搭政府包机抵达马尼拉的一刻,大批守候已久的记者争相采访,但场面却是大家都递上麦克风,却谁也不愿先开口提问,或许大家觉得应该给家属多一点时间适应突如其来的剧变;或许大家觉得不应再于遇难者家属的伤口上洒盐,但记者同时又要完成采访工作,两者间应如何平衡和拿捏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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