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事故报导与中国传媒的突破

　　「七‧二三」温州动车事故震惊中外。截至本文付梓，调查尚在进行。笔者通过多种媒体注视事态进展，也观察传媒生态的变化。

铁路灾难报导　传媒演变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的演变趋势，一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一是由严密控制向自由的方向缓慢松动。建国后最大的铁路事故发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开往西宁的八七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与西安开往徐州的三六八次列车相撞，一百零六人死亡。这一特大新闻，《人民日报》全无报导。一九八七年，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仅数月，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境内昆沪线发生列车颠覆事故，九十人死亡。事故次日，《人民日报》即报导。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了铁道部长引咎辞职的消息。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山东境内胶济线发生死亡七十二人的特大火车相撞事故。中国传媒，特别是市场化媒体，及时报导事件并追问原因。但仅两周后，汶川地震爆发，全国视线转移。汶川地震后一周，政府对媒体较为开放，但当灾民和媒体追问校舍倒塌真相时，政府开始严控。二〇〇八年以来，当局对传媒实行了更高效的管制，中国传媒动辄得咎。吊诡的是，由于科技进步与社会演变，言论空间在一些领域未减反增。

事故后一周的传播大博弈
　　动车事故刚发生，多名乘客即通过微博发出讯息，比新华社报导早了近一小时。当晚中央政府没有反应，次日，《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党报，头版大新闻都是「六上将授衔」。但几乎所有的市场化媒体，都在头版大幅报导，与香港各报无大分别。

　　二十五日，党报发表胡锦涛对事故抢救的指示。香港媒体则已在强烈谴责（如《东方日报》头版标题《人祸 国耻》）。内地媒体也掀起问责声浪，其中上海《东方早报》发出十个版相关报导，头版标题为《中国铁路半途折戟》。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视台，晚间有两档节目言辞尖锐（其中一个央视《二十四小时》栏目制片人因此被解职）。二十五日晚，中宣部命令各媒体撤回记者，一律转载新华社稿。

　　二十六日，铁道部「通车压倒救人」遭致香港媒体痛斥。内地一些媒体收敛锋芒，但新华社这天发出的报导《「7．23」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质问连连。这使得受禁令约束的媒体，有机会转载，将尖锐质问放到头版。此后两天，从报导最高检介入、学者呼吁人大调查到报导亲属抗议，多家媒体继续「冲线」，广州《南方周末》报的系列报导《高铁之乱》也与此时推出。

　　二十八日，温家宝总理赶赴温州，慰问遇难者亲属和伤员，在撞车的大桥下召开记者会。国务院新闻办安排了境外记者到到场，香港两家电视台和内地的宁夏电视台全程直播。然而令人震惊，中央电视台没有直播。如果注意到次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内地所有媒体都报导了温家宝记者会的答问，央视缺席更显得离奇。只可能有一种解释：中宣部不许。

　　温家宝温州之行，给内地媒体在二十九日的「集体爆发」打开了缺口。有人在微博写道：「媒体们，加油吧，能多报就多报，能多深就多深，扔掉你心中的尺子，趁他们今夜还不好意思公然下封杀令。那个气喘吁吁的老人是在为你们趟路。」二十九日，许多报纸把温家宝的话「是否救人第一，铁道部要回答」作为头版头条大标题。这天的香港报纸都报导了温家宝行程和撞车原因初步调查，但内地媒体篇幅更大，分析也更深入。如上海《东方早报》的《上海铁路局：信号设备设计严重缺陷引发追尾事故》、广州《21世纪经济报导》的《七．二三事故再还原：仍有一些事情需要被追问》、《揭秘「通号院」：铁路专家把持的垄断大鳄》和《南方都市报》整版社论《痛悼遇难者，叩问责任人》等。

　　二十九日晚，当局称「国内外舆论已经开始复杂化」，要求媒体对事故的报导和评论立刻降温。「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名记者被毙稿」，有记者在微博上记述了愤懑心情。

　　尽管宣传部禁令高悬，三十日，多家媒体仍抗命不遵。北京的《经济观察报》做了特大专题，封面大标题是《分拆铁道部》。各周刊也在三十日、八月一日、二日陆续出街，封面文章均为铁路事故。中国传媒在动车事故报导中的勇敢表现，令人瞩目。

今日中国传媒生态的三个成因
　　今次铁路事故和汶川地震的分别，在于汶川地震首先是巨大天灾，在天灾中亦有人祸；而动车事故则完全是人祸。媒体的问责，管制者的约束，与二〇〇八年胶济线撞车事故报导和汶川地震报导相似，然而在「七．二三」事故报导中，中国传媒有更亮眼表现。

　　这次事故后，微博报警、呼救、寻人，成为最快捷的传播平台。政府和民间人士使用它动员抢救，记者使用它探寻真相，媒体利用它及时发布资讯，温家宝的记者会，多位在场人士用微博全程直播。管制者「撤版」、「毙稿」的黑箱操作，也被微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二〇〇八年没有的情景。当局虽然也想控制，但控制的难度大大高过控制电视和报纸。微博与传统媒体，亦非「你死我活」，相反此呼彼应，相得益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是造成今日传媒生态的最重要原因。

　　另一原因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在官方强大的控制下，传媒人固守「不说假话」的底线，不失时机说更多真话。以北京《新京报》、上海《东方早报》和广州《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商业化报纸，事实上已是今天中国的主流媒体。

　　不可忽略的第三个因素，是商业化媒体和党媒体中的一些人士怀有共识，媒体、维权民众和党内的进步力量携手主持正义，追寻真相。温家宝的举动，使中宣部的禁令在短时间内失去效力，媒体趁势而起。党内政治博弈给传媒机会，这种情形，在二〇〇八年以来已数次出现（二〇一〇年秋温家宝「七谈政改」引起的媒体热议，是突出的例子）。

　　七月二十九日，笔者到香港电台录制《香港家书》，赞扬了当天中国传媒的表现。次日，就在节目播出时，得知内地媒体又遭打压，而新华社发表了对「铁道部负责人」的访谈，对公众的质疑百般辩解。为此，笔者七月三十日发了一条微博：「新华社几天前N问铁道部是真的，新华社今天为虎作伥也是真的；昨天媒体的集体抗命是真的，今天管束收紧也是真的；我们真的没那么强大，而他们真的心虚胆弱草木皆兵；我们不为毫厘的突破而雀跃，看到「天还是那个天」也无须气馁；劫难中已显现公民、媒体和体制内有良知者携手的力量，真的，不必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