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霸权到参与式文化—重构港人认同的电视政策？

　　由政府于11月公布免费电视牌照申请结果，王维基经营的香港电视不获发牌，至今已不只酿成一个电视工业或政治风波。特首一方面以「保密条例」坚持不向港人交待拒绝发牌的原因；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另一边厢似为特首护航，以「考虑了一篮子因素」解释并合理化发牌决定，更谴责一名批评行会采用过时数据的顾问违反操守。但另一边厢，发牌风波的「当然得益者」，被评新闻及一般节目制作「是是但但」的无綫，连月来「肆无忌惮」的行为，充份暴露电视「垄断式霸权主义」的极端面貌。另一方面，事件所掀起的回响，反映电视与管治之间的关系，更说明制定民主多元的媒体政策的重要性。


垄断的暴力

　　无綫电视在近这场发牌风波的表现，充份呈现垄断式电视工业的暴力。在节目内容上，剧集一向被批评为千篇一律（男女多角恋、争产、家庭内哄）；制作过程粗制滥造（片段被网民疯传），剥夺市民享受高质素节目的权利；最近更向暴力化迈进，加插绑架、强奸，以挽救下降的收视。在新剧集中，法官被暴力对待的情节，广管局接到多宗投诉。新闻制作更被斥减低或者淡化政府／政治敏感内容，更被嘲讽为「CCTVB」。在牌照风波中，《东张西望》利用其模糊的资讯娱乐节目定位，报导偏重于港视的弱点，被指利用大气电波，变相抹黑其对手及为发牌决定护航。凡此种种，显示媒体垄断所造成的文本暴力：把电视频道充塞着质素每况愈下的节目、对单一化题材不思进取；其新间、资讯节目更被用作自我宣传（或宣传政府）机器，严重失却这些节目（甚至免费电视台）应有的持平监察角色。

　　无綫以《壹传媒》狙击式报导为由，对其所有属下报刊进行封杀令，禁止旗下艺人接受访问，更被谴责为损害新闻自由。笔者对《壹传媒》中在某些新闻（尤其突发新闻）煽情跨张的报导手法不敢苟同，其偏重小报式的编辑方针更被批为滥用自由，但无綫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不只扼杀公众知情权，更反映其垄断艺员制度的暴力，一如其禁止艺员用广东话接受他台访问。

　　从文本暴力，无綫近期的手法更伸延至管理上、技术上、以致法制上的横蛮甚至恶霸行为（包括申请占用「香港电视」作其注册商标），试图将潜在竞争对手赶尽杀绝，进一步强化其在香港电视市场的支配地位。


电视与参与式民主

　　媒体垄断不只影响公众的知情权、节目的质素及创意，更主导了观众对娱乐应有的多元性意义。意大利传媒大亨兼前总统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旗下Mediaset拥有国家七条频通道中的三条。它的母公司，Finnivest，亦拥有其他媒体，例如有线电视台，及足球队。据国际政论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透露，贝卢斯科尼集团控制全国90%的电视广播，亦因此Mediaset掌握全欧洲最高广告收入的位置（2009年达20亿欧罗，占全国57%的广告收入，相对于美国的37%）。1除了贝卢斯科尼或Finnivest所牵涉的无数商业、政治及私人丑闻及官非，Mediaset的电视节目一直为人诟病：卖弄风情的性感女郎、游戏节目充斥着电视黄金时间，新闻就被批评为为贝卢斯科尼提升名气的政治宣传机器。

　　无綫电视集团的垄断所产生的「暴力」虽未至意大利的状况，但从电视台节目单一化、品味下滑及粗俗化，甚或不择手段冒违反竞争条例的险，干预政府发牌、新闻自由，赶绝对手，不难发现香港与意大利相似之处，及媒体垄断失控的幅度及后果。

　　媒体拥有权集中化至垄断局面已成为全球趋势。为了利润最大化，投最广泛观众口味，而令节目渐趋僵化保守；但集团企业化，藉不断收购及合并来将资本最大化及成本最少化，后果却是越发与群众多元的口味疏离，损害其对娱乐市民提供所需及所想要的资讯及娱乐的社会责任。不少媒体学者（包括Roger Silverstone、George Gerbner、David Gauntlett）均提醒我们电视在促进「日常性」的意义：电视作为最普及的媒体，因此它支配及奠定我们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影像上）象征性环境（TV is the universal curriculum of young and old, the common symbolic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all live）。这环境亦界定我们在同一天空、同一文化中的经验和回忆。马杰伟在《电视与文化认同》一书中详细道出电视一方面见证香港人怎样经历殖民以至现今后回归时代，更重要的塑造了港人回忆，并通过一种「他者化」的「大陆人」形象，确立模糊的香港人文化身份。无论如何，纵使媒体科技一日千里，观众怎样被ipad或iphone分化，免费电视始终是最普及平等的媒介，亦因此能促进社会整合及共融（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的平台。

　　据班士（Clives Barnes）所说，电视是首要的民主文化，因所有民众都能享有，亦能完全主宰于民众的需要（‘TV is the first truly democratic culture – the first culture available to everybody and entirely governed by what the people want.’）2。可惜的是，在今天弥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式媒体控制下（其特色包括靠拢政府及集团利益；忽略对社会责任，投向红、黄、黑新闻报导，牺牲符合市民利益的资讯），媒体反而与民众越发疏离；后者更在今天社会权力严重倾斜下变得更无助。


电视作为社会运动　　

　　这一场电视牌照风波，触发万人上街包围政府总部，就连一向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市民」都参与反对政府一意孤行不予香港电视发牌，可能见证班士的讨论：当民众被否决由竞争可鼓励多元及优质节目的基本权力时，唯有以示威向既得利益者宣示不满。他们所证实的，更是电视作为推动社会和谐，甚至促进民主的媒介。他们未必纯粹只撑王维基或其电视制作；但后者所标榜的，鼓励创意为王、以导演主导的制作精神，恰好为现今香港由电视、文化工业，以至政局所呈现的一潭死水闷局带来生气，亦是深感无助的港人希望以此唤起「狮子山下」的港人核心价值及身份认同的举动。

　　由电视人带动民主，足见媒体娱乐的政治功能。一水之隔的台湾，亦因抗议旺旺中时集团演变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令该集团的跨媒体收购计划告吹。由抗议电视引发的社会运动，其实早于1998年在美国已发生，当时芝加哥民众因不满节目越来越烂而发动「熄机一星期」运动（TV Turn off week）.3运动并未有收长远效果，但亦唤醒了民众电视质素的意识，及成为后来相关运动的先河。

　　事隔一个月，万人围政总的壮观场面不再，港视对司法覆核的决定未明确；政府不肯退让；但民众应该清楚的是，一、「惯性收视」只会助长媒体的垄断；二、必须彰显「第五权」，要求政府开放电视市场竞争；三、长期监察电视质素，并向两电视台提出素求及质询。亦是一水之隔的澳门，最近政府委托澳门大学就「未来电视服务研究」进行公众谘询，但社会对此讨论不多，民间呼吁政府必须思考如何改变目前低调的谘询方式。我们在香港是否也应举办民间谘询，迫使政府正视监管持牌媒体机构的法例及举措千疮百孔，相关条例（如电讯条例）过时，甚至变相偏袒垄断者？


1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th 2010 'The glory of Berlusconi'（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732923）
2 Quotations （http://www.quotationspage.com/quote/29613.html）
3 Anti-Tv Movement Gears Up For Turnoff Week,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specials/anti-tv-movement-gears-up-for-turnoff-week-198040101067_1.html） 当年民众亦警告美国人沉迷看电视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