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凶徒，你别狂妄！

　　「今朝全公司睇紧budget，突然大叫…」这是一个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的行家2月26日发给我的短讯。令这些理应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新闻同业一起大叫的，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当天早上遇袭。

　　事件震惊业界，除了没有人想过香港会有人用如此凶残的手段对付一个光会笔耕的新闻工作者之外，亦因为刘进图为人温和，重分析，讲道理，大家回想他去年底被调任世华网络资源公司营运总裁一职后的平和低调反应，便会明白为何「咁既人都畀人斩？」的疑问迅速在行家之间流传，并在业界挥之不去。

　　震惊之后，是愤怒和不安。一些行家在群组中大骂凶徒以刀枪对付用纸笔的记者，有些更是粗口三字经齐飞；个别行家则隐然透露着不安，不知何时会「踩界」得罪人而招致杀身之祸；而少不了的，是家人又多了一个「哦」记者转工的借口；有行家甚至问：以后还有学生选读新闻系吗？

　　不知是谁先在事件中用上1970年美国俄亥俄州国民警卫军用枪射杀反战示威学生后的学生抗议标语：「THEY CAN'T KILL US ALL」（「他们不能把我们都杀光」），但这句带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企硬」精神很快便在网上疯传，当一些同业响应明报员工关注组呼吁于刘进图遇袭翌日穿黑衣上班，以示对暴力行为的强烈谴责时，有行家举起相同字眼的纸牌拍照，上传网页，更坚定了大家那种「THEY CAN'T KILL US ALL」的决心，盖过了之前的不安和疑惑，并成了香港记者协会在3月2日新闻界反暴力游行的主题，当那幅20呎乘20呎、白底黑字写上「THEY CAN'T KILL US ALL」的巨型横幅在黑压压的示威游行群众中移动时，市民的响亮和应，形如向行凶者和幕后真凶下了一道战书，亦为业界反暴保新闻自由注入一支强心针。

「曾伟雄，做嘢！」
　　另一个在3月2日反暴力游行中叫得震天价响的口号，是当人群抵达警察总部时大叫「（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做嘢！」，这个非由主办单位预先构思的诉求，简单直接，亦最得「民心」，众多游行到终点的市民均高叫此口号。

　　市民对警方「一哥」有如此强烈的诉求，是因为警方在过往多宗预谋式袭击有新闻工作背景人士的案件都未能破案。按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包括向采访车淋漆泼汽油、到报社（如《Cyber日报》和新城电台，以至《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及壹传媒等机构的门市部）捣毁物品、向报馆（如《明报》）寄爆炸物品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轻袭重创传媒人的案件亦从没有凶手就擒：1985年，《清新周刊》总编辑冯兆荣被刀手闯入办公室斩手指；1994年，《城市周刊》负责人兼专栏作家李文庸（笔名慕容公子）在湾仔被斩重伤；1996年3月，商台节目主持刘婉芬在电台附近遇袭，面部受伤；同年5月，《凸周刊》社长梁天伟被刀手闯入办公室斩断手臂，新闻界和社会人士合共悬红三百万元缉凶无果；1998年，《风波里的茶杯》主持郑经翰被刀手在商台铁闸内斩六刀致重伤；2013年，《阳光时务周刊》社长陈平遇袭受伤。

　　一向以破案率高见称的香港，为何在涉及袭击传媒的案件上表现如此不济，确是令人费解和不满，难怪市民要求警方「做嘢」。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警方似乎在刘进图遇袭案中「有做嘢」。在刘遇袭十五天后，公布两名香港疑犯在广东省落网，并在香港拘捕七名怀疑涉案男子。

曾伟雄有否作出失实声明
　　不过，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在3月12日记者会上的说法，又令人质疑警方的公正性和可信性。事缘曾伟雄一方面说不排除任何动机，一方面又说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案件与新闻工作有关，似乎急于把事件与新闻自由受压的关连剔除。而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处长声称警方未替刘进图录取口供，但刘进图同晚发表声明，指已向警方签署一份口供，当中表明，他和家人没有涉及钱债、桃色或私人恩怨，「因此一直相信遇袭与报社的工作有关」。据了解，有关口供是刘在3月4日签署作实的。警务处处长的失实声明，究竟与他急于将案件「非新闻工作化」有没有关系？这是他需要向公众作出交代的。

　　可惜记者发电邮向警察公共关系科要求进一步解释时，只得到「警方没有补充」的六字回覆。连如此明显的事实差异也不愿解释，自然会更加惹人疑窦，究竟警务处处长是否有事隐瞒？企图误导公众？抑或另有隐衷？

　　港府一向强调重视新闻自由，但为何警方在缉捕与新闻工作者遇袭案的成绩如此差强人意，行政长官或保安局局长不会责成处方？没有一个令市民或新闻工作者安心工作的非暴力环境，未能让人对法治重拾信心，新闻自由怎会不受影响！难道真的要香港记者像菲律宾同行当年般，携枪采访以自保？

　　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不时因揭露非法勾当而受袭，甚至被杀害，令新闻自由大受打击，在国际排名一向偏低，根据无国界记者2013年的新闻自由指数，菲律宾在全球179个国家及地区中排行147名，只比新闻传媒全由政府间接控制的新加坡高两位。可见安全工作环境对新闻自由影响有多大。香港已因自我审查及政府加强操控等因素，由2002年的第十八位下降至2013年的58位，难道我们就让暴力令香港的新闻自由空气变得更加稀薄吗？

我们可以做什么？
　　当然不。其实在警方公布拘捕刘案嫌疑犯之前，不少市民有机会与笔者交流时都会问：「我们可以做什么？」笔者没有立竿见影或万试万灵的灵丹妙药，而是因应情况，请各人行前一小步，走好捍卫新闻自由的一大步。

　　在暴力袭击刘进图一案中，一万多名市民在3月2日走上街头，除了以行动向行凶者表明我们不会被吓倒之外，亦逼令警方「做嘢」，在短短两星期便公布有疑凶落网，与之前多宗严重斩伤新闻工作者案件不了了之的下场略有不同。

　　此外，成立基金以保护因揭露真相而身陷险境的新闻工作者，并提供安全采访教育指南，亦是一个可行方案。现时国际记者联会和国际传媒支援（International Media Support）均有设立基金，提供上述服务，包括安全屋和救助金等。刚成立的「刘进图事件关注组」计划成立「刘进图新闻自由基金」，具体内容仍在构思中，或许，上述国际组织正在进行的工作可供参考。

　　面对新闻事业商业化和香港及内地政府加强影响而令自我审查迅速滋长的情况下，可否成立一个由市民捐款或透过订阅来支持的新闻媒体，以摆脱商业和政治压力对新闻报道的影响？远如美国、近似台湾都有倚靠市民支持或订阅而生存的新闻媒体，香港是否可以借镜？现时虽然有个别媒体倚靠捐款生存，但流于「同寅式」，未能普及。如何扩大资金来源和提升认受性，是筹划者要考虑的，至于市民，不用沉重到问自己：「我可以为新闻自由去到几尽？」只须反躬自问，你愿意为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作出多少贡献？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优质新闻更须资金支持。

　　「THEY CAN'T KILL US ALL」的前提是各人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团结迈步，让我们把当天的怒吼化为具体力量，守护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