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的专业意识

　　香港报业应该看作中国报业 传统的一环。一般教科书把中国报业史回溯到第七世纪唐代的邸报，那是朝廷从首都长安用驿马传送圣旨到全国各地的系统。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则要迟到十九世纪末才出现。那时，西方列强敲开中华帝国封闭的门户，以致激发了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国家意识。一八九零以前，中国报业在两个英国殖民地——上海和香港——首发其端，由西方教士与商人联合中国士人创办，其后逐渐出现资金薄弱的本国报业，主要办给都市知识分子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报业都在做民众启蒙、道德提升、反殖民主义、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工作，而不像西方报业以传达信息为第一要务。从头开始，香港报业就反映了浓烈的道德意味和工具取向，其中还掺杂了化不开的「中国情」。

东西方理念抵触与结合

　　新闻教育是美国的独特产物，但很早就渡海来中国定居。早年，美国的贵族大学承袭传统欧洲象牙塔森严的偏见，看不起新闻教育，排斥它缺乏知识的骨干。新闻教育在美国出现，有内缘，也有外缘。内缘方面，首先是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拨联邦土地给各州成立大学，它们以服务社区为其基本使命之一，改变了欧洲大学的传统精神面貌，许多实用科目（如农业）纷纷登场；于是，在一九三零时代期间，中西部的州立大学援例把新闻教育推进大学的讲坛。在外缘方面，当时吃新闻饭的有很多做梦者、浪漫者和流浪者，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整个业界希望透过「专业化」来提高职业角色，而大学承认新闻教育便是对社区压力的一种回应。正如同美国媒介发展的历史脉络一样，新闻教育一直高悬专业规范和客观精神为其中心价值。

　　本世纪初，有些留美学生带回来这一套西方办报的方法，同时许多新型士大夫式报人，例如梁启超，也开始大力鼓吹新闻记载必须客观。他们自己有没有身体力行是一回事，但是中国人对新闻客观的念理并不陌生，殆可断言。最卓越的例子当然是一九二六年在天津创立的〈大公报〉，它潜心效法〈纽约时报〉，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宗旨，不仅与西方的专业精神互通，至今仍然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此外，中国新闻教育一向是以密苏里和哥伦比亚两家大学的新闻学院为模型，以训练技巧为主要内容，简单地假定新闻是价值中立的，因而不尚意识形态的探讨。现在回头去看，这个高度实用技术取向当然带有很大的局限，在知识论上更是大可商榷。

　　但是必须指出，在国民党利用国家机器严格控制新闻的同时（但比起后来共产党的控制又不算什么），大学居然奉这一套美式自由主义精神为圭臬，提倡它为新闻教育的正途，两相对照，实在深意存焉。更进一步来说，美式的新闻理念认为新闻是「中立」的传讯者，中国固有的知识和道德传统则把它当作完成某些社会目标的工具，两套东西既抵触，又结合。这也是「橘逾淮为枳」的应有之义。

主流支配意识形态

　　新闻自由的精神可能暂时压抑，却永远不会完全扑灭。四九年以后，共产党尽管企图在大陆禁绝「资产阶级的新闻教育」，新闻媒介只准当党的宣传工具，然而历次学生运动都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了新闻自由的要求，这个绝非孤立偶然。再看台湾，由胡适、雷震、殷海光点燃〈自由中国〉的火把，即使曾经给国民党的戒严体制吹暗过，却香火绵绵不息，一代传一代，所以民间抗争总是以新闻自由、报道客观为最响亮的号召。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党外杂志一方面配合选举运动，逐渐冲破当局新闻封锁的堤坝，一方面却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违反专业客观的原则，至今解严多年后这种后遗症仍未尽除。

　　至于香港，整个新闻实践可以看出西方影响的痕迹，新闻教育的方式和内容更是师承美国。香港的党报与「中立」的专业报纸一向并存，各说各话，相安无事，这是相当奇特的历史现象。但是，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抬头，以及经济的持续成长，专业意识已经蔚为主流，取代了党同伐异的恶习。如今，所幸党报愈来愈式微，就算有时候声音粗些，实际上还是站在市场边缘的位置，顶多只有象征某些政治势力的意义。

　　在思想的层次上，大多数香港记者都表示接受新闻专业的规范，虽则他们未必对这些规范有明确的了解，在行动上也未尽符合埋想。新闻专业主义在理论上大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追求报道的客观公正，一是坚持职业的伦理道德，我在这里无法深论其中的曲折。研究显示，香港记者一般服膺新闻自由的价值，追求民主秩序，以及认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近年来新左派批评说，新闻专业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必须照顾主流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此也就往往忽视甚至抹煞少数人的声音。这是从很高的理想境界所提出来很有见地的批评。只在现实生活中，专业的中立意理之所以在历史上取代以前的党派意识，当然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香港新闻业者勇气及承担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转移，不啻不是象征着一场新闻专业意识的考验与攻防战。到目前，这个移交过程远比大家预期中的还要平静顺畅，各方低调，近年来挑起的一些风风雨雨似乎也适时嘎然中止。这是个不坏的兆头。但是新闻自由唯有靠大家戒慎恐惧地加以维护，否则可能得而复失。相信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这个认识、这个勇气以及这个承担，否则岂不是太辜负了这个风云际会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