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条的反思

七月，香港为了一条国安法（基本法廿三条）而闹上街，该爱国家多一点还是香港多一点？该保障官方机密多一点还是公众知情权多一点？该捍卫国家安全多一点还是新闻自由多一点？这些新闻界的疑虑，可以从七一大游行也有新闻界上街见一二，以往新闻从业员只管做到客观报导，这样公开表明立场的实在不多。几个新闻业团体连月来分别向政府反映了意见，如今草案押后二读，余下来除了继续追访廿三条、争取修订仍有存疑的条文外，新闻界还可以做些什么？答案可能是一些反思。


新闻界的忧虑

廿三条有人看作是一场争取言论空间与自由的运动，亦有人从实事求事出发：总不能每报导一则新闻都先要问过律师。七一游行最大的启示是：切勿轻看少数人甚至个人的力量。假若当天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就不会有五十万人上街、也许田北俊便不会请辞、廿三条亦可能二读通过了。七一参与游行的新闻工作者，有人说他们不应该上街，因为新闻界应该保持客观与中立。客观与中立是必要的，但有关新闻界的权利，他们不去争取谁会替他们争取？

有记者忧虑廿三条一旦通过，会成为编辑或采主的借口，回避采访一些略为敏感性的新闻。这忧虑不是全无根据的。四年前本地传媒组织携手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四份一的受访者认为传媒有自我审查及避免采访敏感性的新闻存在。 自我审查的手法可以是多方面的，有减少报导、低调报导、派出经验浅的记者作报导 (以示对该新闻不重视，采访所得也不会重点处理)、或引用相反的意见作「平衡」，意图「淡化」报导本身所突显的立场等等。 有编辑及采主私下承认，九七后对政治敏感的新闻会「额外小心处理」。

香港人对政治敏感，追索源头，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当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带来了不少新风气新气象，一场武力镇压，就是再熟识中国政情的人，也始料不及的。前《明报》社长查良镛的社论曾经被视为解读中国政情的最佳指标，他与当年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关系亦不浅，在查良镛昔日社长办公室的案头，便摆放有一帧与邓小平的合照。六四后查良镛接受无线电视记者李汶静访问，谈到军队对学生开枪时亦老泪纵横，说没想过这个政权会向人民开枪。往后发生的事便不必说了，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把中国的经济改革重新纳上轨道，但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开放，自六四事件后很多人都不存厚望。

有官员认为不应在廿三条立法上，事事拿中国内地的情况跟香港比较，然后对号入座。有记者却对我说不敢苟同，内地与香港比以前更加唇齿相依，稍有风吹草动都难免牵动香港的神经线，加上部份条文有引入内地法律之嫌，令新闻工作者产生疑虑，会不会他朝香港景况也相同？种种忧虑与存疑，与中国看不透的政情不无关系。民主党七一后跟内地官员见面是一个例子。消息传出后有驻香港的内地官员郑重否认有其事。记者问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他坚说有会面，但承认对处理这类敏感的事件政治经验不足。中国政情类似这种真真假假、似虚即实的例子多的是，正正是这暧昧性，令外界对中国的问题难以捉摸、抱有怀疑。不了解这个心路历程，便难以明白新闻界在廿三条立法上，忧虑的是什么。有新闻界代表形容，草案谘询期间与政府官员及特首的会面气氛是良好的、坦诚的、开放的、认真聆听对方的，但缺少了的是相互间的信任。这不信任是冲着什么而来，彼此都心里有数。

执笔当日，董先生刚好再度会见传媒高层，作为实践他七一后广征民意的承诺之一，他谈到香港「严重缺乏正面舆论的引导」。平心而论，七一前除了极少数传媒对政府狠批外，大部份传媒都是小骂大帮忙，舆论实在是相当体谅政府的了，结果也阻挡不了五十万人上街，导至特首彻夜难眠，不明白尽心尽力何以换来民怨沸腾。 反映董先生没有好好善用传媒掌握民间的脉搏，要不便是舆论过于唱好香港，误导了董先生。这样的话，香港需要的是「正确」而非「正面」的舆论。传媒也别一味只顾政治正确，以乱视听。七一大游行后的有关调查，亦反映了市民政治意识的成熟度绝不是舆论与党派可以左右。其中民主党的调查显示只有少数人是因为支持民主党而上街，支持民主不一定等同支持民主党，这是其一；其二是中大与港大携手的一项调查发现，市民上街多出于自发性；其三是一个中学生接受香港电台《铿锵集》访问，说不明白为什么要支持廿三条立法去保护一个党，而这个党他是没有份儿的，年纪轻轻，政治理念不可谓不清晰。


舆论引导与反映民意

说舆论引导香港人，倒不如说香港人引导舆论。七一之后，一些平素言论较偏向政府的，也变为「中立」一点。大游行当晚，有报章在一夜之间开了三次会，拿不定主意应该以什么姿态报导这个大游行。有新闻工作者说，在大局当前下，确有传媒重估市场，不敢太偏离民意，所以七一之后无端多了一些反对声音。利物浦足球队来港在大球场集训那天是一个例子，当天特首到场探班，被现场千多个球迷喝倒采。论新闻价值，五十万人已经上过街，社会上不乏反对的声音，实在没有必要再看电视那一少撮球迷喝倒采，这些声音不独是旧闻，也来得太迟。传媒要反映社会上的诉求，决不是单凭一两个口号或喝倒采声便可以，更不是硬加入一些「反对声音」在报导中便算是持平、算是反映了民怨。

七一前传媒对政府的小骂大帮忙，七一后偏袒民意都是有欠平衡，如实报导就是了，公道自在人心。 两位司长辞职后，董先生打破缄默的那番话，原意是非常简单浅白的，态度亦有目共睹。翌日几份中文报章都说他拒绝下台，那确是事实，但说他「拒绝」道歉就有点过了头，语带道歉如果不算是道歉，那至少不能说他是「拒绝」道歉。后来中央凝聚力小组主席关信基教授解读董建华的讲话，说他其实是婉转向市民道了歉，最后替那篇讲话讨回个公道。有说董先生七一后举凡有关传媒对他的报导也不再看，希望不是事实，要消除彼此间的互不信任，未来双方要做的修桥补路工夫还多的是。

根据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二零零三年的评估，香港的新闻自由全球排行第十八，仅仅落在美国之后，却领先英国和其他很多亚洲国家，Thomas Jefferson 说：「有政府而没有报纸，或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肯定会选择后者。」香港的新闻自由得来不易，立法不可怕，但自立恶法可怕，打着新闻自由旗号而打击新闻自由更可怕。期望香港新闻界给予前线记者更多支持，认真监察政府，缔造一个更广阔自由的言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