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非官方话语的主要载体

　　随着第一条短信于一九九二年在英国的成功发送，手机短信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洲和亚洲地区发展速度迅猛。而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中国经历了手机用户和手机短信最快速的增长，短信发送量从二零零一年的一百九十亿条猛增到二零零五年的15690亿条，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份额。仅二零零四年农历新年的七天时间G，就有超过一百亿的短信被发出。
　　是什么原因促使手机短信服务在中国大陆的迅猛发展，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和传播工具呢？经济原因首当其冲。中国大陆发送手机短信的收费是全世界最低的--仅为0.1元，相对于手机通话费便宜很多，而短信提供商的各种促销手段，也对短信的疯狂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经济实惠之外，短信宜存储、可以反覆查看的功能都不受用户手机关机、繁忙、故障和漫游等因素的限制，从而保证了资讯传递的畅通性。
　　另外，被剥夺了大众传播工具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中国人，在短信提供的平台上获得了多方面需求的满足。对于中国人来说，发短信既可以彰显文采，又可以社交娱乐。
　　对于大陆社会而言，手机短信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充当了「非官方话语」的主要载体。通过短信，人们可以传播在其他媒体上严令禁止的内容，如政治讽刺、私生活和黄色笑话等等。这些内容的大范围传播，在被政府严格监察的传统媒体--诸如报纸、电视上是无法想像的。

非官方话语空间的诞生
　　大陆非官方话语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临近结束之时。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盲目崇拜的中国人开始从噩梦中惊醒过来，而伴随着「天安门事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解体，对大陆政治体制的置疑和反对之声也日渐高涨。正是那时，大陆开始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话语空间--官方语境和非官方语境。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廿年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名存实亡，整个国家迈上了通往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相反，时至今日，共产主义依然通过含糊、抽象和教条的形式存在于中国人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让共产主义价值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话语建构，呈现出虚伪的本质。
　　而非官方的话语空间，就在此过程中诞生并发展壮大。非官方话语语境中的内容，一直通过个体之间的传播途径维持着。互联网在大陆普及后，非官方话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监控较为困难的平台。然而好景不长，通过开发新的过滤、拦截和跟踪技术以及配置网络警察对电脑空间进行巡逻，中国政府很快将这个新的传播严密地监视和控制起来。
　　手机短信的出现，让被围追堵截的非官方话语空间找到了一个出路，一个比任何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难以被控制的「准大众传播载体」。大体而言，中国的手机短信可分为七类：
（一） 祝福（特别节日祝福）；
（二） 正常的商务及社交内容；
（三） 恶作剧、小诡计和滥发的广告；
（四） 色情内容；
（五） 黄色（或非黄色）笑话；
（六） 政治批判；
（七） 危机资讯。
　　非官方语境中的另类观点，常在后四类短信中得以体现。因手机短信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非官方语境的面貌，所以它几乎是非官方话语和人们道德观的全面展示：既有政治颠覆和道德堕落等极端内容，又有存在于其他传播平台上的笑话和幽默讽刺等相对温和的内容。介于极端和温和之间的是一些政治、道德讽刺和对共产主义信仰和道德的挑衅。

「准媒体」的角色及功能
　　像其他传统媒体一样，手机作为一个传播非官方话语「准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类似于大众传播媒体的角色，例如设定受众议程、影响政治参与、散布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组织政治运动、对政府改革施加压力等。
　　在议程设定和施加政治压力方面，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沙士」和南京食物中毒事件。二零零三年「沙士」爆发期间，大陆的官方媒体对「沙士」的报导遮遮掩掩，既不及时也不全面。而民众通过手机大量的发送有关「沙士」的各种消息，从受感染人数及「沙士」在各地的蔓延情况到林林种种的预防及治疗方法，使得在官方媒体上并不重要的一个议程成为民间的重要议题，并结合国际上的舆论压力，迫使大陆政府重视和处理「沙士」危机，将其作为全国当时最重要的议程。南京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一个对竞争对手不满的餐馆老板在对手的食物原料中投入大量「毒鼠强」，导致四十多人死亡，三百多人中毒。事发后，无论是当地或全国媒体都没有即时的报导。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此相当不满，通过手机和互联网向全国民众发布这一重大人祸的消息，最后促使官方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导，使之成为一项重大议题。
　　除了议程设定外，手机短信作为非官方话语的载体还发挥了其他的功能。其一是挑战官方话语的霸权，让「孤独的个体」融合在一起并给予他们一种聚合的力量感。虽然非官方话语在各种人际传播的渠道中早已广泛流传，但民众并没有掌握能够与官方媒体相对等或抗衡的大众媒体渠道。互联网虽然在手机之前使民众有一定的「赋权感」，但官方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使得这种「赋权感」极大地削弱。手机短信的出现，无疑使民众在思想表述上获得一种掌握某种「准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感，能够与官方通过大众媒体表述的话语稍微进行一些平衡和挑战，用以表述民间多元的话语。
　　其二，手机短信帮助大多数人降低社会心理学所称之「心理矛盾」。在大陆官方语境下生存，人们往往被来自官方意识形态和个人信仰之间的矛盾折磨。在公众场合和大众媒体面前，他们需要表达政治上与官方宣扬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内容，并忍受这些说教；而在内心中，又不相信这种意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说教。为此，许多人经受着经常处于心理矛盾的痛苦中。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表述自己的真实想法，固然可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心理矛盾，但通过手机短信这种准大众传播方式在一种准公开的平台表述自己的「异端想法」，无疑能更进一步帮助减低心理矛盾。
　　其三，手机短信赋予人们一种自我政治平等感。这种功能最明显地表现在肆意篡改并取笑曾经认为是政治圣典的毛主席诗词的手机短信交换过程中。在互联网和手机时代，所有这些诗词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改编和嘲弄，用以讽刺时弊或批判现行政治制度。其结果是使「神」世俗化，使自己在政治、制度乃至文学上与「神」处于同等的高度，获得一种自我认同的平等感。
　　其四，手机短信推动民众参与对非官方话语的创造和传播。绝大部份脍炙人口的手机短信都是众多匿名作者在传播过程集体创造的结果。一条短信，尤其是政治讽刺性的短信，往往先以一种较为粗糙的形式出现，被若干经手的传播者修改，最后形成一个大多数人认为在内容和文字上不必再修改的版本。这种修改和转发的过程，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对非官方话语形成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