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民间自发动员：六四晚会现场调查的发现

　　过去十年，不少传播学和社会运动研究从不同角度审视了新媒体科技和集体抗争行动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为社会运动及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资源，令社运无论在组织动员以至行动模式上都出现了转变。

互联网促进社运的作用
　　概括地说，互联网对社运的促进作用至少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它可以成为主流传媒以外的另类媒介。主流媒体在报导社会运动时可能会具选择性和偏见，如在报导中跨大集体行动的冲突和暴力成份，对集体行动的原因和目的则缺乏深入探讨等。互联网让社运组织可以更直接地跟大众沟通，理应有助民众了解个别社会运动背后的理念。

　　第二，互联网可以让社会运动与其支持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在组织集体行动时，它也是一个动员支持者参与的渠道。另外，互联网亦有助不同社运组织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形成「社运网络」(social movement networks)，这对身处幅员广大的国家的社运组织以及跨国集体抗议行动的筹划尤其重要。

　　第三，互联网本身也是一个抗议行动的平台。在今天的香港，网上签名运动非常普遍。对一些政府宣传片段进行「恶搞」然后再放到网上，亦有抗议行为的意味。而在其他国家，网上抗争甚至会包括一些非法行为，如侵入抗议对象的网站进行破坏等。换句话说，互联网的出现造就了新的抗争行动模式。

　　第四，一般市民大众可以透过互联网互相传递讯息及交换意见，促进了集体行动的民间自发动员和参与。传统上，大部份集体抗争行动都有赖社运组织进行筹划和动员，但如果社运组织力量薄弱或受压制，社运组织就不一定是集体行动的动员基础。当民间对某一议题有共同而强烈的看法时，民间的人际传播行为也可以达至动员参与的效果。而互联网既然促进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这种民间自发动员和参与过程亦应有所帮助。

自发动员的传统
　　以上有关互联网如何促进社会运动发展和集体行动的四点，在香港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对一些大型游行集会，尤其是六四晚会和七一游行而言，第四点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些大型游行集会虽然由社运组织举办和统筹，但动员过程往往依赖于市民自己。如我们过往有关七一游行的研究就发现，七一游行的参与者大多数不属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他们自己亦不认为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呼吁对他们的游行参与特别重要，这些游行集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市民自发动员的成果。而我们在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时所进行的研究就发现，很多参与了该次游行的市民在游行前均有在网上跟他人讨论时事或交换政治资讯，而相对于很少在网上跟别人讨论时事或交换资讯的人，积极参与网上政治传播活动的市民更有可能向别人提出一起参与游行，亦即是说他们更有可能是「参与领袖」(participatory leader)。

　　距离二零零三年七一大游行已经七年时间，期间互联网本身亦经历了由所谓网络 1.0 到网络 2.0 的转变。YouTube 的出现令在网上流传的政治资讯更多更精彩，传送范围更广及速度更快。Facebook 则让市民就各种议题组成群组，跟志同道合者连系起来，交换资讯之余亦很可能强化自己的理念，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在这背景之下，再次审视互联网在大型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有助「更新」我们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意见网路的形成
　　我们在今年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进行了现场调查，其中问及参与者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在 545 名被访者中，有 486 名，亦即 89.5% 的被访者有上网。而在有上网的被访者中，如表一所示，绝大部份都至少有「很少」或「间中」地参与各种各样的网上政治传播和行动。特别值得留意的是社交网站中的时事群组的冒起。有 20.0% 的晚会参与者指自己经常或非常经常参与这种群组。相比之下，说自己经常或非常经常在论坛或社交网站发表意见的晚会参与者只有 13.8%。同时，14.2% 的晚会参与者指自己有经常或非常经常参与网上签名运动。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互联网根本不会每天都有大量的网上签名运动在进行，将这点考虑在内，14.2% 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我们认为，表一显示的是今天的网络政治传播比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时的多了「行动」的成份。亦即是说，今天的网络政治传播已经不再是交换资讯和意见而已，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跟有共同意见和理念的市民连系起来，形成拥有共同意见和理念的社会网络，而在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中，这种网络会起到「带头动员」的作用。为了展示这种作用，我们将表一的五种网上政治传播行为结合起来，然后将被访者分成两类，如果一名被访者在其中三种行为上有至少「间中」参与，他会被定义为一名网上活跃者，如果一名被访者只有在表一其中两种或更少的行为上至少「间中」参与，他会被定义为非网上活跃者。我们然后比较网上活跃者及非网上活跃者决定参与六四晚会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参与行动领袖」。

　　从表二可见，网上活跃者更可能在民间的自发动员过程中扮演领导的角色。在决定参与的时间方面，网上活跃者在更早的时段就已经决定参与晚会。53.1%的网上活跃者在六四晚会一个月前已决定参与，只有17.3%在晚会当日或前一天决定参与。相比之下，42.4%的非网上活跃者在晚会前一个月已决定参与，而有23.6%在晚会当日或前一天才决定参与。另外，如果晚会参与者有跟别人一起参与的话，32.6%的网上活跃者是由自己向别人提出参与建议的，只有25.4%的非网上活跃者首先向别人建议参与。同时，表二的发现有一点跟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时的发现不一样，在零三年的研究中，网上政治传播只会令人更可能成为参与行动领袖，而不会令人更可能成为「共同发起人」，但表二显示，网上活跃者亦更可能认为自己跟别人不分先后，同时有参与的想法。这转变亦跟我们以上提及的互联网政治传播的转播吻合：Facebook 群组的兴起让市民更容易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士，或发现原本身边的朋友中也有拥有共同理念的人，所以网上活跃者更可能跟有共同意见的人「同时间」决定参与晚会。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晚会参与者再依年龄分为三十岁或以上和三十岁以下两组，表二所显示的结果在三十岁以下的一组参与者之中会尤为显著。这代表互联网对年青人的参与和动员可能尤为重要，而这点当然是并不出奇的。

结语：网路群组传播的兴起
　　总括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有一部份重复了二零零三年时的结论，互联网促进了关心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市民之间的传播行为，从而帮助了民间的自发动员和参与。但另一方面，我们这次的研究结果亦显示了互联网上的市民之间的政治传播行为，在性质上有了一些转变。笼统地说，香港市民的网上政治传播行为可能正由论坛模式走向群组模式：如果过往的网上政治传播主要是资讯分享和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的话，今天的网上政治传播却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让志同道合的人聚集起来。

　　这种模式的转变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在理论上而言，它可能会影响到互联网和政治参与及民意构成之间的关系。在群组模式中，由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士，人们的意见应该会得到强化，在「士气」上亦可能者更易受到鼓舞和激励，从而增加个人的行动意欲。从这角度看，群组模式会更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发展。不过，群组模式缺乏的，是论坛模式中的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和辩论。从这个角度看，群组模式未必有利于一个合理的和具兼容性的民意的产生。因为缺乏讨论，不同群组都只是在「各自表述」而已。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近数年香港的政治传播和民意表达的发展，我们似乎亦可以看见一个类似的趋势，就是社会上多了实际的行动，但却似乎少了讨论的空间和气氛。这转变当然跟社会政治变迁有关，不能说是互联网所做成的，但互联网的政治传播的转变，却可能既反映了同时亦加强了社会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