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新闻受到的攻击》

　　今年二月间，总部设于纽约市的「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ＣＰＪ）以《新闻受到的攻击》为题发布二零零六年度报告，展示了全球记者和编辑被杀害和投入监狱的全景图。报告说，全球的新闻自由在倒退，亚洲的情况使人担心。在泰国，军人集团实施新闻审查，终止了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证；在菲律宾，法院以诽谤罪对付政治新闻记者；在刚加入ＷＴＯ的越南，政府标榜政治公开，但起码有一名记者在坐牢，针砭时弊的新闻工作者受到疑是有官方后台的暴力对待。

　　在南亚，动荡局势使新闻工作者为此付出代价。斯里兰卡的编辑和记者受到暴力攻击；在孟加拉，新闻工作者受到所有政治派系的联手攻击。在巴基斯坦，政府面对分离主义者和阿富汗边境纠纷中两面作战，形势严峻，记者受到绑架和谋杀，巴基斯坦政府被认为是最大的疑凶；在阿富汗，新闻工作者受到塔利班、毒贩、和腐败官员等非法份子的恐吓。

　　ＣＰＪ的报告提到在中国大陆，共有三十一名记者被陷狱中，其中包括《海峡时报》的程翔和被判入狱三年、《纽约时报》的赵岩。中国还发展了世界上最复杂的互联网审查和监控技术，被称为「中国的万里防火城」（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但是，即使中宣部继续打压媒体，大陆的专业新闻人却到处涌现，用专业水准开拓新闻的话语空间、以报导真相为傲。他们是我们的同行，但比在自由空气中呼吸的人更有激情，冒着艰险在新闻路上奋进。

冒着艰险在新闻路上奋进

　　整个二零零六年，很多中国记者勇敢挑战现状，全国不同角落人们在虚拟的论坛上发言。成千上万个记者和民众加入博客大军。当一篇文章被禁时，作者会把它放上网络。而这篇文章也将会在审查者要求将它从网上论坛删除前被无数次地转贴。

　　中国互联网络资讯中心（ＣＮＮＩＣ）最新报告中，到二零零六年底，中国共有一亿三千七百万线民，这个数字比一年前增长了将近25%（23.4%）。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人们上网的速度也大大加快，报告说，中国现在有九千零七十万宽频用户，比一年前增长41.1%。即使网络审查制度严密，互联网仍然为记者和公众提供了巨大的发表平台。

‧二零零六年打压新闻言论与反打压的博弈越来越公开化，反映了大陆新闻记者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达到了转捩点，新闻界出现了不少鼓舞人心的事：

‧二零零六年年初发生「冰点事件」，两名负责《冰点》周刊的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被撤职，而《冰点》一度停刊。但政府行动却引来知识份子、作家及新闻界从业员的抗议。民众通过互联网留言版和电邮为《冰点》和两位编辑辩护。最后，《冰点》复刊，虽然两位编辑未能复职。复刊后的《冰点》风骨依旧。

‧新华社也活起来了，挑战地方官僚口径。台风桑美吹袭福建省，新华社除报导真实死亡数字外，更批评救援工作不善，与福建政府公开论战。

‧有关禁止或限制报导灾难消息的草案因受到公众广泛批评而被搁置；将在三月审议提案的人大，将受到重大压力。

‧一年多以来，多个中国官方机构倡议实施互联网实名登记，但这建议受到互联网用户及商家挑战，直至今天，实名登记仍尚未实施。

‧重庆地方政府立法强制家庭互联网用户登记身份，引来全国反对声音，政府被迫收回法例。

‧上月，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宣布封杀八本书，被禁刊物的作者公开抗议，前两书被禁时不吭声的名作家章诒和发表公开信，声称「以我的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职业新闻人群体浮现

　　在中国新闻史上，二零零六年可能会成为职业记者群体浮现开端的标记。借用马克思的名言，记者正从「自在的阶级」中转变到「自为的阶级」，他们不仅是客观的存在，还在建立群体的意识，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群体的专业利益和尊严维权奋斗。

　　上月，《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试用记者兰成长在山西省大同煤矿被殴打致死。案发后，记者赶到现场调查，像美国和香港的记者一样，抢做最独家、最快的报导；他们揭露悲剧的来龙去脉，指认犯罪嫌疑人，矿主和暴徒。报导与民间的讨论，甚至引起了胡锦涛的注意，罕见地高调宣布对这件命案进行调查。案件也引发了媒体激烈的辩论，探讨「假记者」的现象，新闻从业人员中猖獗的腐败问题及其根源。铺天盖地的辩论激发人们对新闻体制的思考，毫无忌惮地追溯到新闻界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制度的缺陷。制度不改，腐化难以根除。

　　在这事件中，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的万字报导，打败晚了两周的《纽约时报》，成为深度报导的典范。王克勤和其他记者以挖掘真相反击暴力，让人想起廿五年前美国调查记者Don Bolles在凤凰城遇害的事件；当年全美精英记者赶到现场扎营调查遇害真相，导致了美国新闻记者和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ＩＲＥ）的诞生。

在死亡阴影中的反思

　　血淋淋的数字，让我们反思香港的处境。我们关注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但就是严苛的ＣＰＪ也说，香港仍然是亚洲地区新闻最自由的地方。在政治现实以外，香港新闻界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G，做到品味和市场兼顾。

　　十年前，ＣＰＪ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中，得奖的美国电视新闻名主播 Ted Koppel讲了一段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话：

　　「我们越来越胆小怕事；作为美国新闻工作者，威胁我们的不是死亡、虐待、或关押；而是新闻行业的琐屑化。我们可以自由地撰写或报导任何重要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些话题不合消费者口味，就会去迎合他们。没有人用枪指着我们的头颅， 我们不会因害怕有人夜半敲门而睡不着觉。我们以为最好的借口是：『读者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

　　展望新岁，十七大前夕的二零零七年，官方更多的新闻管制将会出台，与民间越趋开放的情况反差越来越大，只愿地面上的寒冬会是新闻体制改革的前奏。

　　在香港，让我们为程翔送以最真挚的祝愿，希望他早日回家和家人相聚。程翔是个资深新闻工作者、港大校友，更是一位爱国者。有人说过，他可能太爱中国了。没有人相信他会做间谍。程翔罕见地得到了香港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取向人士的支持，不分左中右；有特首的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有支持普选的，也有反对的。程翔的命运成为了香港人的共同心结。我们愿意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程翔的命运对香港人的意义，也愿信他们正在思考重新发落这宗案子，让程翔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