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大陆英语传媒及功能分析

传统上，大陆的英语媒介在既定的体制控制下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按照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去组织报导、阐释事件、宣传政策、动员群众，以及塑造中国正面的对外形象。一九七九年以前，大陆的英语媒介只有周刊 （如：Beijing Review）、月刊（China Reconstructs）和国际短播 （Radio Beijing）， 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工具，它以编译中文稿件为主，服务海外受众。在社会封闭和冷战格局下，英语媒介完全不对国内市场开放，它和中国所有官办的外语媒介一样，其功\能仅仅局限于对外歌功\颂德和政策宣示，内容单调枯\燥，乏善可陈。由于固有的大陆体制属性和历史缘由，英语传媒被贴上「国家意识形态输出工具」的标签。

然而，这种情形在经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正发生变化。一九八一年，第一张以所有懂英语之读者为对象的英语日报----《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北京创刊。从此，英语媒介开始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迅速发展并与中国社会开放历程紧密相连。商业化的大潮也使英语媒介经营手法更贴近读者市场。大陆的英语媒介在改革开放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广泛介入社会生活，其自身已成为促进中国融入世界开放潮流的动力之一。


大陆英语传媒概况

目前，大陆的英文媒介形式多种多样，计有日报、周报、半周报、期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及新兴的互联网出版物。毫无例外，这些英语新闻媒介仍然运作于大陆共产党控制的传媒体制中，由各级政府新闻部门或对外宣传部门监管。目前，所谓中央一级的主要英语新闻媒介有《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北京周报》（一九五八年创刊）、《今日中国》（原名「中国建设」一九五二年创刊，一九九零年易为现名）、新华社英语部等。地方上，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些大城市，英语媒体的市场需求近年日增。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十几个城市开设了都市电视台的英语节目、电台节目、创办了英语报刊或杂志等，如《广州晨报》、《上海日报》、《上海星报》、《北京晨报》和《深圳日报》等，这甚至成为当地改善外来投资环境的一项指标。

英语传媒因其宣传对象的不同而被赋予编辑上的灵活性和一定的专业自主权。面对海外受众和国内精通英语的知识阶层，传统中文媒介面对受众进行舆论导向式的报导很难凑效，因此，有关当局和英语媒介从业人员都有一些彼此认可的容忍度底线，或曰发展空间。 英语传媒的这些特征，显示了它在新的语境中变异的过程。外部文化渗透，社会对英语的需求，加上官方需要构筑正面形象等，这些综合因素构成了变异的主因，它是一种控制与取悦相互交叉的混合类型。

概言之，一九九零年代以来的英语媒介处于党的领导，商业经营和英语特性这样一个三重奏结构中， 它的内在张力和独特功\能可以归纳为三：

（一） 制造共识功\能。毫无疑问，英语媒介的第一任务是按照党的要求， 一方面大力报导改革开放的成果，另一方面塑造国家的正面形象，进而取得受众的认同。

（二） 提倡多元化和全球视野。由于英语媒体享有的独特地位和较大的自主空间，它在扩大报道议题，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培育市民社会和民主意识等方面，颇有作为。也因此，对国内保守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颠覆性。


（三） 工具（实用）理性功\能。英语媒介扮演着消息传递、语言学习和社会服务之角色。虽然上述三项功\能都和新闻本质和语言运用有关，但是，在中国当今社会转型进程中，它们却反映了英语传媒和现代化变革的互动关系。


英语传媒与党报内容比较分析

为了使讨论具体化能获得实证经验的支持，我们进行了一项内容比较分析，选取三家颇具代表性的报纸，他们是：英文的《中国日报》（全国范围发行，发行量约三十万）、《上海日报》（地区发行，发行量约四万），以及全国最具官方权威的中文《人民日报》（发行量约一百八十万）。比较《人民日报》和两份英文报纸，可以较清楚看出英文媒介和主流中文媒介在处理新闻报导中的异同。 我们选择了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一周内三家日报的所有新闻进行抽样调查，并由两位研究生独立进行编码登录。我们期望借此了解英语传媒与中文党报在三个功\能方面的一些区别。当然，仅仅一星期的报纸不足以获取足够的样本信息，三个功\能也未必能涵盖\其他方面的内容。

表一是三报新闻报导处理手法比较的结果。从三个栏目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第一，尽管它们受众的地区性不同，两家英文报纸有着明显的共性；第二，《人民日报》与两家英文日报有较大的差异；第三，总的来说，英文报纸具有较多的西式报导的自由倾向，而《人民日报》则仍然比较传统，报导上显得僵化。

消息来源被视为媒介采集和编辑新闻的能力体现，即使在新闻监管的体制下，消息来源多样化亦可作为专业化程度和编辑自主空间的一个标志。我们的分析发现，本报署名报导占了三份报纸的百份之六十，其中，《中国日报》高达百份之七十三点一。《中国日报》与《上海日报》 只有百份之二十采纳新华社电讯稿；《人民日报》的报导中，新华社电讯稿则占百份之三十六点一。一般来说，大陆的主流中文报纸可以采用外国通讯社消息，但一般不能原文刊登。根据经验和其他资料，两份英文报纸登载外电消息的实际比例比本文纪录的高很多。另外，《上海日报》对外电的依赖程度超过《中国日报》。

关于报导中引述之意见，我们主要关注官方意见与非官方的比较。正如所料，《人民日报》的报导有超过百份之七十七引述的是官方机构或人士的意见，相比之下，虽然两家英文报纸的亦有百份之六十来自官方渠道，但是，它们为非官方意见预留论坛空间的愿望十分明显。在这方面，《中国日报》占了百份之十四，《上海日报》占了百份之三十三点三。《中国日报》因较为接近中央权力关系，比例比《上海日报》低。

考虑到中国大众传媒在报导反对意见时所受到的限制，多元观点的见报比例标志着传媒对专业性的追求。如表所示，两家英文报纸和党报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日报》与《上海日报》在新闻报导中大约有百份之二十引述的是非官方的意见或观点，但是，《人民日报》却只有百份之七多一些。

另一个明显的专业化特征是导语的运用。倒金字塔的导语写作是西方新闻采写的基本手法，即将新闻最重要的事实放在的开头。而在大陆则一直盛行「党八股」式的导语。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英语传媒明显摆\脱了这种「党八股」限制，《中国日报》与《上海日报》专业化的导语写作占了报导的百份之七十，这个数字在《人民日报》那?降了一半。党性的限制与惰性，导致了专业化的滞后。

报导基调方面分为正面、平衡、负面三类。在歌功\颂德方面，三家报纸显然大同小异。 但是，两家英文报纸比《人民日报》更倾向于对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平衡报导。《中国日报》平衡报导的比例为二十四点三，《上海日报》为三十四点八，《人民日报》则为零点七。

表二列出专业导语运用三个相关属性，《中国日报》与《上海日报》百份之三十五的头版消息由倒金字塔方式写成，《人民日报》只有百份之十一。显然，党报仍然无法摆\脱「党八股」模式的叙述方式。

如深入一步来看，《人民日报》的专业化导语多数用于社会与文化新闻，前者的比例为六十三点一，后者为二十六点四。相反地，《中国日报》与《上海日报》专业化导语运用在各类报导中分布较为平均。

这三家报纸由本报记者采写的报导，百份之七十都具有专业导语的倾向。即使是采写自新华社的稿件，也体现了对专业化的追求。三家报纸刊登的新华社电讯中，约百份之二十采用西方导语模式。


英语媒介的功\能分析

由于中国既定体制的制约和市场效益的诱惑，大众传媒的作用发生了多重变异，传媒面对一个日益成长壮大的市民社会和多元化的受众，必须既符合当局的要求，又满足受众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才可以理解当今大陆英语传媒的功\能，尤其是英语作为语言媒介的使用所起的特殊作用。本文的内容分析发现，虽然英文传媒和中文传媒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具有显著意义的。

制造共识的认同功\能清楚地体现了英语传媒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点和其他中文媒介并无不同。《中国日报》与《上海日报》对新华社消息和官方信息给予过度的重视及处理，显示了这个传统功\能并无实质上变化。当然，和《上海日报》相比，英语传媒在程度上多少要好一些，对「党八股」式的硬宣传有些保留，这说明英语作为外来语言和文化表征有一层屏幕的作用。

多元化的导向令英语传媒能以多角度、多形式的手法处理新闻，在一定的情形下，更能发表不同意见，提供多元化的视角。我们发现上述两家英语报纸比《人民日报》更喜欢趣味性和图解新闻，更多地刊登本报记者的文章，较多的在报导中展示非官方的意见；它们对新闻事件的报导比《人民日报》持平或者多些负面角度的考虑。英语传媒通过将新闻多元化的处理，拓宽了读者国际视野。

工具理性功\能强调了英语传媒实用的一面，它表现为提供信息、学习语言、专业示范等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示，两份英文报纸在报导地方及国家事务方面，不比《人民日报》逊色，更重要的是，在消息来源、意见多元化、背景资料和写作质量方面，英语报纸比党报更具专业性。

总之，这些功\能为文化输入和输出注入了新的含意。官方使用英语对外进行传播，而英语本身的优势和世界性又使这种传播变得无法一厢情愿，产生一种文化研究上常见的杂交和变异（Hybridization）的现象。这种变异是当今大陆英语传媒变革的一种动因。诚然，Pieterse（一九九五） 提醒我们，不要过高估计这种杂交带来的变异，「文化混交未必影响既存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变异的力量，长远来讲，有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党八股新闻话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