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舆情到审议式民主

2012-04-13
  网上媒体已经成为市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平台之一,并在全球多个地区的社会运动中担当重要角色。近年国际上的例子包括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的反对运动和2011年的中东茉莉花革命,香港的例子有社会运动如反高铁和政制方案讨论。讨论区、博客、Facebook和Twitter皆是社运参与者动员、联系和资讯发放的重要渠道。

  在当下的政治社会环境,民意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电话调查、报章社评或电台发表意见等表达方式,政治参与则被视为投票和政党活动。网络社会却开启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模式─民意是可以用由下而上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上的政治讨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份2007年的报告《Participative web and user-created content: Web 2.0, wikis and social networking》,公民的网上参与可以丰富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并可以增加社会多元的民间声音。

  近年,中国大陆的学界、政界甚至商界,兴起谈论包括网络舆情和舆情分析。读者只要在搜索器打「网络舆情」一词,可以找到国内大量相关的报告和研究。这个现象十分有趣:在一个没有民意授权机制和新闻自由的国度,在一个网络监管森严和能以言入罪的社会制度下,究竟是什么的网络舆情?在发展什么的作用?

  香港跟国内情况不一样,我们有个尚待发展的民意授权议会,有定期为社会把脉的电话民调机构,亦有相对开放的新闻媒体,香港的网络舆情对社会的影响或有地域上的独特之处。从观察所得,愈来愈多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透过互联网发表意见,尤其是当出现重大社会事件时,网络舆情常被理解为一股社会力量。

  网上的意见题材广泛,由消费到娱乐资讯,从议会政治到社会政策讨论皆有之。社会有需要了解网上意见的特性,并设立机制系统地分析网上意见的倾向。其实早在2008年的政府施政报告内,政府已经在122点中提出「随新媒体的发展,市民踊跃在网上发表意见,政府会更主动吸纳互联网上的民意。」可惜,目前的情况未如理想。

香港网络舆情研究

  笔者刚完成一项有关香港网络舆情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包括以下两点:1) 描述及了解香港网上民意(来自用户产生的内容);2)开发一套网上民意数据收集方法。我们有系统地收集及储存香港网上舆情的数据,并以质性和量化方法分析,分析的工具包括时间趋势的统计数据、关键词分析(keyword analysis)、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及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

  研究方法大致如下:采用电脑自动抓取方式,搜罗香港四个主要讨论区discuss.com.hk、Uwants.com、香港高登讨论区及HKreporter香港人网的所有条目,另外跟进23万个自称来自香港的微博户口、2万多个相信来自香港的Twitter户口和近25万个博客(与香港用户相关)等媒体上的条目和内容。收集数据后,我们再抽出所有带有与政府相关关键字的条目,分析这些网上内容与社会事件出现的互动关系。

  结果显示,我们的系统每天约抓取20至30万条来自不同题材的条目,当中有数千条是与香港政府有关【见图一】。自2012年1月1日开始,数量一直增加,例如年初时每日大约有1000多条,到二月中时每天有2000至3000条,最高峰在3月25日特首选举日出现,我们一天内收集到超过10,000条条目(有关特区选举的网上舆情分析,详见网页http://elections.jmsc.hku.hk/hk2012/)。一般而言,与政府有关的条目占整体数据量(包括任何题材)之0.3至1%,重大社会事件出现时可上升达2至3%。

  我们从综合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到,每天收集到的网上内容大约有一半是来自网上讨论区,另一半来自博客或微博【图二】,共来自约500至600个独立的网上户口─近六成属网上讨论区,四成属博客或微博客。大概300至500名网上讨论区用户及400至600名博客或微博客在七天之内,发表至少一条有关政府的内容,或约3,300至3,500 名网上讨论区用户及2,500至3,000 博客或微博客在三十天内发出至少一条相关的条目。限于篇幅,本文只刊出部份结果,详情见日后发表的研究报告全文。

观察及建议
  我们观察到以下的结果。

(一)确定网上民意的变化─数据指出当社会出现重大争议,网上讯息增加,当中也以负面的评论居多。从【图一】看到,当具争议的社会事件出现,例如曾伟雄的黑影论(2011年8月29日)、林瑞麟获任命为政务司司长(2011年9月30日)、黄毓民被曾荫权指为黑社会(2011年10月14日)、区议会选举日(2011年11月6日)及特首选举日(2012年3月25日)等,大量网上讨论便会涌现,亦以批评政府居多。若能有效分析相关讯息,有助政策制定者了解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

(二)掌握新兴社会议题─透过分析网上内容的主要关键词,可及时了解新兴社会议题的出现,尤其是一些过往较少见、但却短时间内出现频密的社会议题关键词。掌握新兴社会议题,有助政策制定者了解重要社会讯息及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寻找「意见领袖」─传统意义上,意见领袖属于在电台、电视和报章上经常发表言论并被引述的人仕,在网络上同样会有些类似的「意见领袖」。虽然这批数码世界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少,我们仍需更详细的研究分析。不过,我们估计透过了解这批网上「意见领袖」的言论,或有助及早掌握在某些政策范畴内主要的反对声音。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作出以下建议:

(一)政策制定当局有需要建立收集网上民意的机制,了解市民在网上发表有关社会议题的意见和民意变化,与及对政府管治及社会政策的民情诉求,尤其是短时间内民情的起跌。亦同时要改善和提升公众参与和回覆公众诉求的制度,我们提倡可引入由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例如参考其他地区的电子参与平台(e-Engagement):英国的电子请愿网站(http://petitions.number10.gov.uk/)、美国白官的Open For Questions(http://www.whitehouse.gov/OpenForQuestions/)或新加坡的Reach项目(http://www.reach.gov.sg/)。

(二)政府应改变以个别政策题目作单一次网上谘询的模式,引进衡常和具透明度的跨部门网上公众参与政策,以回应市民对传统参与方式的不满和对透过网上参与政治讨论的要求;

(三)政府应检讨使用数码及社交媒体的成效,例如采用微博、讨论区、社交媒体等,主动回应不同的社会议题;

(四)鼓励网上政策审议(policy deliberation)的文化,以具体步骤促进政府、各方利益团体和社会人仕透过公开的政策讨论来达致共识,并提高市民的媒体及民主素质,政府亦应提高政策讨论的透明度和落实公开资讯政策,回应青少年人对政治参与的要求;

(五)目前有关市民网上及新媒体使用行为的本地研究不多,过往大学资助委员会的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亦并无包括媒体研究(今年才是第一次开设「以新媒体协助青少年人参与」的研究题目),相关知识的累积有助推动未来的社会政策研究,协助政府建立以市民为本的公众参与政策。

  香港有机会在未来5至8年达到议会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上的普选,但同时需要强化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制度,我们值得关注及研究如何采用网络媒体来推动网上政治讨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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