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非典」一役的总结

传媒能否及时反映社会时局、能否准确反映时局，是研究传媒历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一个危机的酝酿阶段，传媒能否及时指出危机所在，唤起社会人士注意，也是考验一地传媒是否合格的一个指标。在有关官员或机构企图掩盖真相的时候，有良知的人，可否透过传媒发布真相而不被压制，也是考验一地是否有真正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标记。覆查「非典」一役香港传媒的处理，或许可以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


回顾不同阶段的新闻发展

香港新闻界报导非典型肺炎 （SARS，简称「非典」）新闻，大致可以分几个阶段发展：

第一阶段----「事不关己」。在三月十二日世界卫生组织就非典发布全球警告前，非典基本上是别人的事情，是发生在广州及珠三角的疫症，市民抢购白醋及板蓝根，香港传媒只是以勾奇的角度来挖苦内地人对疾病的无知。随着全国政协及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内地传媒及香港传媒都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领导人换届的发展，加上内地官方以两会政治报导任务为优先，不允许内地传媒继续报导广东二月的怪病，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阶段----「世卫敲响警钟，传媒资料不足」。三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前为止，由于受到资料不足的影响，香港传媒一开始还没有警觉到非典的严重性。

一家电子传媒虽然三月十日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医护人员集体感染怪病，并没有很重视这则新闻。到了三月十二日，《星岛日报》全版报导威院七十名员工疑感染肺炎。同一日，电子传媒报导世界卫生组织就非典发布全球警报。三月十三日，报界较大篇幅报导世卫的警告及各医院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三月十四日《星岛日报》标出：「超级肺炎在本港有扩散述象」。同日，《明报》亦标出「夺命肺炎恐扩散社区」的头条标题。《文汇报》的头版是全国政协会议领导人选举，第四版重要新闻也标出了「非典型肺炎扩至社区」。这一段期间，香港电台也有非典新闻的报导，但非典型肺炎并没有垄断所有新闻。

传媒这阶段的报导，一开始是认同非典只是局限在医院内，是医护人员之间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质疑官方的说法。杨永强局长一再与记者争吵得面红耳赤，强调社区没有爆发疫症。新闻界多次要求医管局提供更多数据，一直得不到医管局的合作，许多时候，连患病者的性别也拒绝透露，更不要说医管局肯透露有多少患病者是来自社区。

第三阶段----「关键时刻」。三月十七日至三月廿五日，是传媒报导非典事件的关键阶段。三月十七日晚上九时许，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召开记者会，向传媒哭诉非典已在社区爆发，而且找不到病源，他斥责主事的政府官员看不见这个事实。记者有了钟尚志提供的确切资料，三月十八日，大部份报章以极大的篇幅报导非典。三月十八日的记者会上，杨永强局长非常生气的教训记者，「就算生存也非绝对安全」。 但是不管杨永强怎样用他的有限中文来向传媒放话，他再也不能左右传媒的看法，记者们已经普遍有了一种共识，政府在非典事件上是有所隐瞒。

由于伊拉克局势日渐吃紧，香港传媒面对两条战线。三月二十日早上十时四十分左右，美军战斧巡航导弹打向巴格达，香港电台马上中断节目，播出战事爆发的新闻，第二天，香港大部份传媒的头条是美伊战事。 从三月廿一日至廿四日，美伊战事短暂的占据了大多数传媒的篇幅及时间，但是由于社会上不断有人感染非典，非典似乎无处不在。尽管特区主管教育的官员一再强调学校不是高危区，认为停课的代价太大（教统局长李国章语，三月廿二日），部份家长已经不让子女上学，陆续自行停课的学校已超过一百间，社会上要求停课的声音越见响亮。

第四阶段----「反应敏捷，单一议题」。三月廿六日至四月一日，非典已攫取了整个传媒及社会的关注。廿六日晚，中央图书馆因为有员工感染非典，在晚上七时要即时疏散图书馆内的读者。同一晚上，淘大花园爆发居民集体感染非典。特首办公室亦发表声明，认为非典局势严峻，考虑限制与患病者有密切接触人士的活动。香港电台当晚两度中断了赛马节目，把中央图书馆疏散、淘大居民集体感染非典的新闻及特首办的声明第一时间发布。《明报》第二天的头条是：「香港病呆了」，一个概括式的标题，更能点出香港的时局。

廿七日政府公布五项措施，包括入境申报健康及全港学校停课，家长焦虑之情稍为宽减，但整体社会仍然绷得很紧张，终于在四月一日愚人节爆破。一名中学生在网上发布谣言，说香港已宣布成为疫埠、特首辞职等，谣言一个上午传遍各社群，中午开始有人在超级市场抢购米粮。下午二时许， 政府公开辟谣，香港电台也第一时间中断节目，把政府辟谣的新闻播放出去，抢粮行动很快平息。社会紧张的气氛，由此可见。

经过了这一阶段，香港新闻界以至整个社会，只有一个议题，就是非典，没有其他的新闻可以吸引到传媒的关注，所有社会活动统统取消。

第五阶段----「掌握非典节奏」。四月二日至四月三十日，香港传媒及社会经过第四阶段的洗礼，似乎站稳了脚步，有系统的对付疫症。特区政府一改过去作风，很快的以定点定时的方式，向新闻界发布每天疫情的发展，两间大学的医学教授，也不断的向新闻界发布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非典在北京及台北有了新的发展，加上内地在四月二十日把北京市长及卫生部长去辞，责备他们隐瞒疫症，北京官方又每天向世卫发布疫症情况，香港新闻界的战线，又多了内地及台湾的两条战线。香港记者又再涌到北京、上海、山西、台北、广东等地，了解他们的疫情。这一段期间，各大电子传媒新闻的编排，大致相若。以香港电台及无线电视的新闻编排为例：首先是公布每天的疫情发展，看看每天下午四时半的政府新闻发布会有何特别议题，接着是北京及大陆疫情、台湾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有何公布、世界疫情、外地有没有国家地区针对香港的制裁消息或限制香港人的活动，接着是各行各业如何在SARS事件中受影响，又如何自强。无线新闻更辟有「抗炎自强」富有人情味的特写环节，这些特写，用意在鼓励香港人的斗志。香港六家电子传媒，包括香港电台、无线电视、商业电台、亚洲电视、有线电视及新城电台，四月十六日联手推出「心连心全城抗炎大行动」活动，新闻版面上出现了许多抗炎的动人故事。在传媒协力同心下，香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齐心局面。

第六阶段----「生活如常，争议再起」。五月一日起至本文截稿为止，有几天感染非典的人数是单位数字，香港的商场再次涌现人龙，戴口罩的人减少了，学校相继复课，隧道再次塞车，报章的头版不再是单一的SARS新闻，香港人似乎已经把SARS放在一旁，重新过着正常的生活。看来又到了算账的时刻，香港传媒开始在追究有没有那一个官员要负责，香港不能及时控制疫症的发展，谁要负责？ 过去一段短时间的和谐气氛，相信很快会消失， 香港传媒又再一次会传达各种不同的争议声音。


传媒尽守专业本份

翻开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五月六日以至随后几天北平的报章，对五月四日北大学生的游行，许多报章并没有报导； 有的也是用很少篇幅，或放在不大显眼的位置上，即使有报导，也说不出什么历史意义来。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是白话文运动争议期间学者赋予的。 反观今次香港传媒在报导非典事件，在第一阶段是反应慢了一点，但是当世卫发出警告后，香港传媒的反应，比起政府快了很多。

当然传媒也有本身的局限，在医学问题上，香港传媒还没有出现一位拥有医学学位的记者，基本上记者只能做到有闻必录，不具备专业的知识，挑战医学官员的表述。 但是香港社会的机制，还是保障新闻及言论自由，医学界上的不同意见及对时局的不同判断，很快便在传媒上反映出来。 香港传媒反应以敏捷见称，向官员的许多提问，是官员所没有深思的，如隔离病人的措施，在口岸为离港者探热的做法等等。

北京方面一度指责香港传媒反应过敏，小题大做。现在回看，香港传媒尽了守护者的角色，在一个重大的社会危机之前，香港传媒一洗过去夸张失实的报导，恰如其份的把资讯如实的向香港市民报导，传媒在市民心目中的认受性和公信力，相对有所提升。


提升水平加强培训

在非典一役中，我们可以说，香港社会是有足够的言论及新闻自由保障。传媒也经受了考验，香港的新闻界是合格的。 经此一役，希望传媒老板更着意去培训新闻记者及员工，希望日后有医学学位的记者采访医疗新闻，希望有法学学位的记者采访司法新闻，希望有会计师资历的记者采访上市公司新闻，希望有精通中东语的记者采访中东战事......。提升香港传媒的水平，最终受惠者，是整体香港社会，是全球的华人社区；对世界的新闻事业，香港的专业记者，也必有一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