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战争，一样的报导

二ＯＯ三年春，世界见证了二场战争，一场是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国对伊拉克之战，另一场则是方兴未艾的对「非典型肺炎」之战。战争必定是暴力的，而且血泪交织，无论和我们有没有关系，都叫人牵肠挂肚。战争也永远为传媒所好，只要有战争，新闻量必定大增，但量的增加不一定等于质的保证。一九一七年美国参议员 Hiram Johnson 说得好：「只要有战争，第一个受伤的必是真相。」美国攻伊之战如此，抗炎之战也如此。当然，受伤的「真相」，也有轻伤、重伤之分。

美国攻打伊拉克，敌我分明，而且是场「事先张扬」的战争，敌我双方都在布阵、骂战、宣传。是正义之战，还是侵略之战？是解放之战，还是掠夺之战？交战双方都未必完全搞得清楚，更何况是置身其外的传媒呢？


缺乏战地采访经验与装备

和报导十二年前第一场波斯湾战争一样，香港传媒的报导也是几近饱和的，虽然同样的依赖西方传媒和官方消息，但这次香港传媒却有了自己记者的现场报导。这当然是突破，但这个突破仍然是形式多于实质的，西方传媒和官方的信息仍然是传媒的主流内容。而且，香港传媒记者的报导是「周边」多于「核心」的。在记者的笔下和镜头下，约旦的安曼、多哈和伊拉克、土耳其边境远多于主战场的伊拉克和巴格达。开战中的报导，又远不如开战前的新闻报导。至于战争结束后的报导，则因「非典型肺炎」的爆发，而更加「不闻不问」了。

香港传媒将重力从伊拉克移到香港的「抗炎」之战，完全符合新闻处理的原则。对香港而言，美伊之战是遥远的，对香港记者和群众而言是名符其实的「观战」，因为战局的结果不会对香港带来太多的实质影响，在高潮过后，置身事外，甚至置之不理全在意料之中。三十多年前的越战，美军与越共缠斗十多年，但战前、战后，美国传媒对越南的认识与报导都少之又少。开战了，才吸引六、七百名记者。战争一结束，记者也「转移阵地」了。对美伊之战的采访报导，就算没有「非典」抢新闻，香港的传媒也会快速淡出。同样地，美国传媒也会因伊拉克局势的稳定、重建的进展而减少注意力。新闻的焦点永远是多事之地，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亦然。

采访美伊之战的香港记者，在出发之前当然进行了「恶补」，但他们亦坦言，对伊拉克的文化、历史、政治、语言所知甚少。此外，他们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更从未报导过战争。其实，这也不是这次战争新闻报导的特征，在报导其他战争时也有同样的现象。Peter Arnett 是公认的战地记者老行家，但在一九六二年赴越南采访越战时，他才廿七岁，边做边学，到越战结束时，他已磨练了十二年之久。香港记者似不必为此耿耿于怀，没有战地采访的经验，或不必要有战地采访的经验，这是香江居民之福，战争毕竟是凶事，没有最好。

除了准备不足外，香港记者的装备也欠缺。头盔、防毒面具都是临时添置的，品质似乎已无从考究了。不过有一点应是肯定的，他们都没有带武器。记者不是战斗人员，携带武器可能更危险。采访越战时，Arnett 便随身带了一柄机关手枪 (machine pistol)。Arnett 常有独家新闻和独到之见，固然可取，但采访战争自带武器绝不可取。伊拉克战场上，西方记者中似仍有带枪之人，这是自找危险。


战略分析忌主观

战争新闻当然得报导战略、战术和输赢，这次美伊之战的报导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十二年前，香港传媒多半只能找些本地的「速成」专家做分析。在这一次的报导中，专家的来源似比较多元，本地的、台湾的、大陆的、加拿大的等等都有。不过，本地专家之少，也反映了香港教育之不够多元，唯英、美为重的课程似乎是应该有所调整了。

战略的分析固多，但战略分析的失误也多。萨达姆的敢死队、共和国卫队远远不如分析所说的精锐，巴格达不是史大林格勒，伊拉克也不是越南，而萨达姆也没有活学活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或蒋介石的以时间换空间的全民战。根本的事实是伊拉克和美国的军力太县殊了。由于主观上不同意美军入侵伊拉克，潜意识中也就希望伊拉克不要输得太惨、败得太快，甚至希望美国损兵折将，付出沉痛代价。主观的看法与感情，实在是新闻采访和报导的大忌。深悉军事与武器的平可夫虽然准确地分析了美军的高昂士气与超优势装备，但在战略分析上亦跌了眼镜。至于受意识型态和「国策」主导的传媒则更是以「爱国立论」始，而「丢人现眼」终。


浪漫迷思牺牲真相

战争采访是既危险又浪漫的，这场美伊之战，不过一个月，但记者的死伤已达十二名之多，是在火线上冲锋联军的十份之一。对交战双方言，记者是他们「爱与恨交集」的对象。一方面，他们要利用记者传达利己的讯息，一方面又要防记者泄露军机，报导了过多的死伤镜头和平民的流离失所，使战争失去了正当性而挫折了士气。不过，这是交战国的看法，对身在交战中间地带的记者言，不论他们站在哪一边，大多数的心情是浪漫的，不少人自视为英雄，采访战争对个人言是事业中可泣可歌的事翩A他们认为是在「见证历史」，那怕他们所看到的真相少之又少。对大多数的战地记者而言，战争正义与否、残酷与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好玩」(war is fun)。随战车前进、在航空母舰上看战机起落和战斧飞弹自舰炮射出、在公路旁看辎重车队于落日余晖中开拔前线，而自己身穿迷彩衣在联军总部听四星将军的战报等等，都足以令正义变得模糊，危险变得「好玩」和浪漫了。

美伊之战固然是他人之战，香港或亚洲其他地方的战地记者，也或多或少地有这些浪漫的迷思与情境。他们虽然也提供了一些不同于西方传媒的视角，但平心而论，和西方传媒的质量相比，香港或亚洲传媒的报导仍是远远不如的，距「突破西方传媒垄断」实在言之过早。不过，这不能太苛责奔赴战场的香港记者，因为他们的老板自始至终也没有这么「崇高」的理想，他们心里所想的只是「到此一游」，好向读者、观众交待，好多卖些报纸、多增加一些收视、多吸引些广告，如是而已矣！

不过，话说回来，时代还是有进步的。战争新闻已不再只是片面之词，拥战与反战并存，而采访「敌营」亦非不可能。当然，这些进步不大。只要还有战争，不论其正义与否，这已是人类的悲哀。而只要还有战争，无论采访的科技如何进步、报导的速度如何快捷、画面如何真实与感人，第一个受伤的将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