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四五十年代于英美等地萌芽，至今其国际学术地位已获得肯定，以它的多元性及跨学科的特性，在不同的「文化」范畴及层次上，已然展开具影响性的讨论，并以「文化研究」独特的批判理论，介入既有的学术领域中，并与它们产生了微妙、崭新而又混杂的学问。

　　近年文化研究亦已突破其欧美的根据地，在亚洲、南美、澳洲及非洲发展高地的文化研究学科，实践这门学问中强调本土文化经验的理念，并已取得肯定的成就。今天，文化研究亦已在各地高等学府成为成立学科，继续在建制内发展。究竟这门学科怎样检视业绩，前面的发展方向如何，将其用于教学，又对学问本身带来什么冲击？

文化研究多元范畴

　　第三届文化研究国际会议正是在这大前提下揭幕。会议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举行，当年该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发扬地。会议主题——「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正好彰显了文化研究目前自我理解的处境以及当前关注。除此之外，这个主题亦正好道出了今次会议的规模阵容及涵盖性，除结集了不同地域及文化的学者外，亦覆盖了文化研究的多元范畴。

　　会议所收到欲发表的论文有九百多份，分布于七十五个大范围内，而这些范围正好涵盖了「文化」的多元意义：较理论层面的有「文化研究理论及社会及文化理论」；牵涉文化研究中权力的讨论的有「文化政策」、「知识作为权力」及「教学理论」；有跨文化讨论，包括「全球化及流徙讨论」及「后殖民讨论」；有经济角度的文化考虑，如「文化与经济」、「消费文化」等；亦当然有文化中有关身份政治的讨论，譬如「异同与身份」，其中以性别政治作讨论尤其多；有普及文化的讨论，例如「传媒、文化及电影」；有文化平常性的讨论，如「日常生活的文化」，及文化中的公民性讨论，如「城市、空间及地方」。每个大范围包括不下十几组论文，有些更罗致了近三十组！在短短四日的会议要安置这么多的论文，结果就造成每一个个半小时的时段中，竟有十八组论文同时发表。这是大型国际会议的必然现象，而大会亦将所有论文的纲要编制成书，以供参考。

　　因为是次会议的讨论范围既多且广，笔者未能在此尽述个中要点，唯有选择其中绎述。

「超级文化」新注解

　　「全球化」这课题似乎是大会的中心关注之一，多位在文化研究中的表表者都以「全球化」作为其论文主题。在其中一个论坛上，曾著书「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资深学者汤林逊（John Tomlinson）尝试对当前有关「全球化」这个早已被滥用的概念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他谓当前对「全球化」的批判，主要围绕着「全球化」过于理想化及伪善，近代的「全球化」进程，都不外乎是国际机构操控的外号，而真正影响全球的问题（例如贫穷及环保），就被排挤在国际会议讨论议题之外。另外当然亦有「全球化」对本土文化造成威胁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

　　另一学者留尔（James Loll）则着眼于大都会间文化互通所缔造的「全球化」境况，经济越趋「全球化」，带来频繁的文化相互交往，造成每一社会中都有与其他文化互通的地方。留尔提供了一个新学术名词——「超级文化」（Superculture）来形容这些频繁的文化混杂所带来的共同空间。超级文化主要针对电脑科技、传媒、消费文化以及都市生活所呈现及促进的文化共通或大都会性，而留尔亦希望藉推出这崭新词汇来增加对在新千年间「全球化」对个人认知、归属感及身份建立的新注解。

传媒与文化共融

　　有关传媒文化的论坛既充份体会传媒作为一个推动「全球化」的媒介外，亦探讨由传媒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部份论文都确认媒体作为表达影像对塑造集体记忆的角色，例如「舒特拉名单」怎样影响甚至犹太人本身对同胞在纳粹统治的苦难的记忆。好些论文则强调本土传媒在强化本土文化认同的影响，例如探讨土耳其传媒怎样为好些流徙于欧洲各地的土裔同胞维系其民族身份。

　　有关传媒的论文除了彰显传媒与文化的共融外，有学者更充份表现文化研究讨论所鼓励的积极政治行动。其中，美国有文化研究学系向电视台提议为其肥皂剧设计剧中日用品道具，但从设计中渗透某些政治讯息，例如在枕套、咕凢套的设计中包括反战、环保或爱滋病符号等。

理念歧见与冲击

　　虽然大部份传媒学与文化研究处处表现共融及混杂的成果，但在某些范畴，例如新闻学，则并不那顺利。在一个有关在大学架构中体现新闻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上，有学者提出两者仍然处于尴尬及不信任关系。究其原因，是传统新闻学强调「真理」的探求，而「事实」是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文化研究则被视为鼓励对「事实」的不同阅读，以及不同文化所产生的新闻独特性，认为是「非真实」。这些歧见，对发展新闻文化研究构成影响。

　　其实笔者认为，新闻文化研究正是传统新闻及文化研究互相互长的空间。在理念上，文化研究也强调社会中道德价值的追求，而新闻学亦要理解不同文化对这道德价值的诠释。一向被视为受西方思想主导的新闻理论，也应探索不同文化对新闻理念的冲击。

文化本土多元性

　　会议另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身份政治的问题。其实这个课题亦是由「全球化／本土化」讨论伸延出来，正当学术讨论强调本土文化怎样抗衡全球文化，与其对等时，欧美以外的地区正越发「庆祝」本土特性及多元化。

　　会议期间庆祝《亚洲文化研究》期刊的成立，除了确立亚洲地区在文化研究上的成熟讨论外，更为亚洲学者提供空间，促进亚洲这个结集不同文化的广泛地区的相互沟通，特别是面对「泛亚洲」化的普及文化经验，尤其是由日本传媒「入侵」的本土文化后果。

　　正当会议庆祝文化的本土多元性，有关怎样界定「拉丁美」文化研究，就刮起一场激辩。其中，阿根廷学者马普滔（Danial Nato）质疑所谓「拉丁美文化研究」的存在，他批评这是由欧（北）美为主导的国际文化研究圈子界定的，然后将之加压于拉丁美学术圈子中。他谓，拉丁美区所流传的文化研究，应以「拉丁美文化与权力研究」的名称为准。这举动充份暴露了文化研究中被视为边陲的地域，对中心的批判及其霸权的反抗，挑战以欧美为中心的讨论，这讨论于本土「拉丁美区」正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关注之一。在另一层面，将之界定为「拉丁美文化与权力研究」正好反映这广泛地区中的不同文化所分享的相同经验，就是拥有民众向政府抗争的民族历史。

身份政治的定位

　　会议期间亦讨论一个国际性文化研究协会的可能，但其中与会者就担心，新协会会否演变成另一个由欧（北）美主导的组织，伸延其霸权地位。这正正反映文化研究「身份政治」的一个关键讨论，就是「谁（有权）为谁说话？」

　　在文化研究发展至不同文化也有权确认本土的文化地位时，怎样保持它们中间的沟通性，以及确保传统主导的欧美圈子，与新兴崛起的地区圈子之间，在相辅相承及对等的气氛下，促进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交流以至融合，准是文化研究今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