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统计「七一大游行」人数

香港每年都有各种大小游行示威活动，而在一些较大型的如六四烛光晚会和去年底的反基本法游行中，巿民都很关心参加的人数。集会游行的主办者通常都会提供一个数字，而警方有时也会提供另一个数字，但两者往往相差很大。一般人认为，主办者的数字很可能是高估的，而警方的数字则倾向于保守，于是大家只有在这两个数字之间自行猜估，或乾脆把两者求个平均数。

究竟在大型集会游行中能否准确地计算出参加人数？如何计算？这不单是民众有兴趣的资料，也是在学理上一项挑战题目。一群曾对「基本法市民意见书汇编」进行重新分析的学者，希望研究此题目，并利用七月一日反基本法大游行作为个案。研究组的成员包括科技大学的马岳、浸会大学的赵维生、香港大学的蔡世增、钟庭耀、陈素娟、中文大学的陈健民及苏钥机，并加上十位同学义务帮忙。本文是根据是项研究的设计、尝试及检讨写成的，希望可以对日后相关的工作有些参考作用。


计算的挑战

为何以往很少人尝试对游行示威人数作科学化的统计？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以下数点。一是大型的游行人数众多，根本不能在现场用人手即时点算。二是集会的人会坐下来，计算人数较好办，但游行的人是不停流动的，而且速度不同，不可以用静止的方格形式来数人头。三是如果游行队伍长，游行所用时间也久，不能用几个定点的简单抽样再作推算，因为这样的误差会很大。四是游行的路线可能不只一条，群众加入的时间和地点也有不同，令精确的计算更不可能。

虽然有上述的困难，但也非不可克服。在有限的资源情况，研究组决定采取的方法如下：在游行的主路线轩尼诗道上选择两座天桥，在天桥上架设摄录机，抽样拍摄游行的过程，并决定每小时抽样摄录四分钟（如四时正、四时十五分、四时卅分、四时四十五分，余此类推），即抽样比例为十五份一。每小时摄录后，研究组马上把录影带运送到一个设有放映器材的地方，用定格在电视大屏幕上点算人数。研究组原先希望在游行当天的晚上，便可计算出参加者的总人数。

这个方法是否可行，有赖下列假设是成立的：（一）游行路线是单一的，所有参加者都经过研究组的拍摄点。（二）每一小段（十五分钟）的游行者流量相若，从而可用抽样的分钟所得数据作推算。

研究组特别用了两个点作人数统计，这两个点是在轩尼诗道与波斯富街交界的天桥，及轩尼诗道与柯布连道交界的天桥，以防有些人只经过其中一点便离队，又可作互相印证之用。


实际的困难

在正式运作时，七名研究组学者加上十位同学共同进行实地调查工作。第一项困难是，原本虽然用上了三十多寸的大电视屏幕，但定镜点算人头也不容易，因为定镜后画面质素下降，而且数人头也很费时。一分钟的画面，大约要用近半小时才能完成。因此，如果游行长达六小时，到晚上九时许才结束，在当晚就很难有完整的统计数字。

第二项困难是摄录机的摆放位置及角度。选择适当的位置很重要，地点一定要能拍摄到最多人经过，最好在不同地点都进行摄录。镜头面对前方一定要是直线，器材应放在天桥上的路中央，一旦游行人士占用两边道路都没问题，并且要能拍摄到行人道上的情况。在画面上最好能有一些「参考点」如电灯柱、交通灯等，以方便在计数时作为依据。

研究组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后来才发现在波斯富街和轩尼诗道上的天桥位面对的是大弯路，天桥上又有透明玻璃，因此拍摄的效果不理想，最后被逼放弃此点所得的数据。之前研究组把器材放在路的一边，怎料后来人群占用了两边马路，要修正位置时却因天桥上人太多而变得不可行。

第三项困难是，研究组发觉每十五分钟取样一分钟的决定并非最佳，因为人流节奏变得很快，例如在下午四时许经过柯布连道天桥的人流，每分钟只有三、四百人，而且每十五分钟的数字也有颇大差别。但到晚上七时后，每分钟的人流高达一千三百人，而每分钟之间人数相差可以是二百人。最理想的做法是进行全程录影，在看过影片后，根据人流的转变而调节抽样比例，例如当人流节奏转变得快时每十分钟抽取样本。

第四项困难是所选取的地点数目太少。研究组只采用了两个地点，但有些人在维园出来后便已散去，根本未有走到轩尼诗道。也有人在金钟之后才加入游行队伍，这些人士都不在研究组所设的镜头中出现，因此未能计算在游行人数之中。最佳的安排是多设录影点，包括维园一带和金钟及中环，甚至在政府总部门外。

第五项困难是，研究组没有预料到有部份游行人士另组队伍，在告士打道向西行。故研究组没有在告士打道设置摄录机，所以就没有计算这些人。后来经多方了解，确定了这支经告士打道出发的小队伍的游行时段，估计人流及计算此段游行的人数。研究组借助警方公布的数字及游行主办者的估计作为参考，又加上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所得的数据，再结合录影资料以推算游行人数。这种做法当然仍未算理想，但在资源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研究组已尽了最大努力。


推算的结果

研究组在七月一日，全日抽样摄录沿轩尼诗道西行经过湾仔修顿球场的柯布连道天桥底的游行人士，以推算经过该计算点的游行人数，得出的数字是二十六万四千人。研究组本来打算在七月一日晚上即时公布点算结果，但发现经过该处的游行人士只占全部游行人士的一部份，因为当日不少游行人士在维园起步点久候折返、或者没有行毕全程、或者是沿告士打道或其他途径绕过湾仔、或只在金钟或中环加入游行等。因此，研究组认为要在掌握更多数据后，方可推算全部游行人士数目。

研究组遂于七月二日至五日期间，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形式，成功访问了二千二百零六位年满十八岁的巿民，回应率是百份之六十八点七，其中四百八十九位曾参与七月一日游行。他们回答了下列两条问题：（一）你游行时有没有在轩尼诗道经过湾仔修顿球场对开的马路？（二）你在下午六点的时候是否正在游行当中，包括正在维园附近集结？在四百八十九位曾参与游行的巿民中，百份之五十七点一曾于轩尼诗道经过湾仔修顿球场对开马路，百份之七十五点四于黄昏六时正在街上聚集。

此外，研究组从电台的听众忆述现场情况及研究组成员的亲身参与得知，当天从五点半开始有人龙自告士打道出发向西游行，龙尾则在接近六时于维园出发。假设此路线的人流占用两条行车线，及以每秒七个人的速度前进（此假设建基于相约时段在轩尼诗道的流量），则在这半小时内，约有一万三千人经过。

有了上述的数据后，研究组便可推算七一大游行的参加人数。研究组使用两个不同的方法，其一是基于在柯布连道天桥上所算得的人数，再加上经民意调查资料而推算的其他人数，包括在告士打道游行人士及在维园或金钟/中环起步而未踏足轩尼诗道的人士，从而计算出总人数。

研究组把经过计算点的二十六万四千人，除以经过天桥计算点人数的百份之五十七点一（百份比Ａ），推算出参与游行的整体人数为四十六万二千人。若采用百份之九十五的信心程度，百份比Ａ的误差率应为正或负百份之四点五，即整体游行人数的上下限为四十二万九千至五十万二千人。

另一个方法是利用警方公布的数字，再补充它未有计算的人数而作推算。警方表示，在七月一日下午六时正，曾利用高空拍摄技术，并用计算方格的方法，得出当时在整条游行路线中，包括起点和终点，共有卅五万人。研究组认为警方公布的三十五万于黄昏六时正在街上聚集的游行人士，并未包括于黄昏六时前已游行完毕，或者仍未去到集结地点的游行人士，也不包括沿告士打道游行的人。

研究组把警方公布的三十五万游行人士，加上原先未有包括在告士打道游行的一万三千人，共得三十六万三千人作为基数。然后用此基数除以在该时集结人数的百份之七十五点四（百份比Ｂ），推算得另一游行人士总数，结果是四十八万一千人。同样采用百份之九十五的信心程度，百份比Ｂ的误差率应为正或负百份之三点九，即整体游行人数的上下限为四十五万八千至五十万八千人。

这两个方法所得结果很接近，令研究组加强了对此结果的信心，而且这结果与主办者所称的五十万人也很接近。研究组在轩尼诗道上统计到的游行人数，和另外一些独立团体所得出的数字也很相近，都是大约二十六万人，这又互相印证了用录影计算出来的结果。


小结

研究组所计算出来的游行总人数，和主办者的估计颇为吻合。一方面这可能是彼此都能够贴近真实的情况，另方面是因为在事前大家都知道有不同的团体，将会用不同方法计算游行人数，彼此预期在事后会作比较。这个互动过程令大家的推算都变得较为谨慎，不会随意高估或低估，因而令大家的数字趋向接近。由不同的组织分别作计算，并互相比较参考，肯定对估计真正人数有正面作用。

经过这次实地计算，研究组掌握了一些经验。在以后进行同类的计算时，可改善一些方法上的漏洞和不足。研究组相信引用这套经过实践的统计方法，在一定误差范围内能呈现真确数据。毕竟数字的作用是给市民一个心理上的印象，四十六万、四十八万和五十万所传递的政治意义分别不大，只要不是把它错误估计为二十万或八十万，便算基本完成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