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1997-11-15

书名: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著者:包澹宁(Danniel K. Berman)
译者:李连江
出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新闻传播与台湾民主化

  本书把大众传媒视为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环节,媒体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促进变革或维护现状的角色。或许基于这个理由,本书著者花了三章篇幅重温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论、政治发展理论等)及其反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等),并以台湾个案为例,评论这些理论的适用性。这几章内容与本书主题——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其实并无直接关联,最多只能算是开展主题论述前的政治背景说明,只是篇幅过长,大可另成一书。

  第四章讨论传播研究与政治发展的关系,为本书主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此章内容涉猎甚广,从西方早期的新闻、言论自由哲学思想和西方新闻审查的历史到现代媒体效应理论,政治传播学、发展新闻学等,无所不包,对于专攻新闻传播的学生来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中有一个颇饶趣味的段落,提到美国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查禁书刊和战时禁制新闻言论自由的历史,藉以说明:「即使是立场坚定、见多识广的民主主义者也会主张控制新闻媒介以应付历史逆境。」既然连美国也要到最近半个多世纪才真正确立新闻言论自由的典范,那么,我们便「不应当孤立地评价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著者提到「台湾与它相距不远的强敌处于交战状态,它的生存时刻受着威胁」,似乎暗示台湾在蒋氏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压制新闻言论自由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国家(指台湾)在短短数年间跳跃了美国花两个世纪走过的路程,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评价台湾的成就。」本书在这里显然忽略了:台湾自一八九四年割让予日本到廿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将近一百年期间,历经日本殖民统治和蒋氏一党专制,新闻言论自由受到严厉压制,无数异见人士和知识份子惨遭政治迫害,美国「花两个世纪走过的路程」,怎能与此相提并论?而台湾人民争取民主和新闻言论自由又岂是「短短数年」的事?

  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本书著者针对晚清以后的中国以及现代台湾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发展进行个案研究的力作,实证资料搜罗甚丰,思想视野宽阔,内容具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一个外国年轻学人能对中文书刊和报纸作如此深入之钻研,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阐论新闻媒介在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容易。

  本书有关台湾个案研究,有几个重点值得注意:

  第一——媒体垄断:在长达四十年的戒严时期,媒体经营控制权落入党和军方手中。军方拥有八家报纸,并控有中华电视(台湾三大电视网之一)的多数股权。两大民营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老板余纪忠和王惕吾都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三大电视公司总经理也都是蒋家亲信的军方人物,并未具有新闻传播的专业背景。印刷传媒虽较具独立自主性,但广播传媒则严受控制,例如国民党经营的中广公司覆盖面遍及台湾全省,三大电视网分别由党、省政府和军方经营控制。正如国家政权(指中央政府)和军权由外省人一手控制一样,媒体权力也是由外省人掌管。

  第二——压制新闻言论自由:书报审查的重点是左倾政治言论,但波及范围甚广。例如八十年代一家报纸主编因刊登中英有关香港的联合声明而被解职;四十年代末一家报纸因发表社论呼吁军队加饷而被查封;一九七七年联合报受政府压力封锁中坜选举暴动事件的新闻,引起一场读者愤怒退报运动;一九八四年美国中国时报因言论偏离党的路线而被强行关闭,等等。

  第三——媒体促进民主化变革:八十年代后期废除戒严,解除报禁以后,台湾新闻言论自由放宽,媒体发挥了促进民主化改革的作用。例如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袖许信良偷渡入境后,由于传媒报导建立其知名度而使他得以留台从政,继续在岛内推动民主运动。著者引证大众传播理论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即宣伟伯)的话说:「我们不必认为,大众传媒建立个人知名度的功能不利于变革,仅仅有利于当权者。恰恰相反,这一功能可以树立革新者的地位,从而为建树地方领袖发挥正面作用。」此外,解严后的台湾媒体不断试探拓宽言论自由的范围,从而起到加速变革的作用。例如媒体揭露军方干预选举内幕、宋美龄经营圆山大饭店长期不纳税等,均有助于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受公众监督的政治体系。媒体推动变革的另一力量来源是经常发表民意调查报告,使公众关心的议题成为政治领袖难以忽视的一般力量。

  第四——党外政论杂志的角色:本书有系统地研究从六十年代《自由中国半月刊》到八十年代各种党外政论杂志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指出党外杂志在反对党不许合法存在的政治环境下,突破言论禁区,教育民众和集结反对力量,为一个事实上的反对党提供了成长茁壮的合法环境,使政治体系比较顺利地向民主过渡。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看,台湾党外杂志的功能使得反对派可在立法之外合法地开展政党政治参与,而不是像政治学家杭廷顿所说的,政党的政治参与一定要透过立法机关产生。

  总括而言,本书是从政治发展角度论述台湾的传媒功能,其结论倾向于传媒促进民主改革。本人认为,党外反对派的政论杂志以及八十年代后期主流报纸的某些言论和报导,确实发挥了这方面的功能。但我们必须看到,在长达四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主流传媒在党、政、军的严密控制下,其主要政治功能不是推动变革,而是维护戒严体制和一党专政,宣扬以反共思想为核心的「统治意识形态」,为当权者镇压反对派和民主变革提供合理依据。本书第六章虽然提到了国民党利用传媒和惩处异己言论的个案,但并未针对台湾主流媒体维护现状的功能作理论性的剖析。再者,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主流传媒揭露政府秘密和批评政治,虽然可能起到促进改革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民主运动的改革成果使主流传媒得以扩大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空间。主流媒体的性格是依附的、守成的,而民主运动的性格则是开创的,革新的,两者之间的因果及互动关系需要作更缜密的分析。

  无论如何,本书实证资料丰富,论点清晰,思想视野开阔。中文版译文流畅,可读性甚高,笔者乐为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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