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政治方针决定媒体发展方向

在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西化与俄化总是两个永远争辩不停的问题。苏联的国家发展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一个是吸引人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个就是国家强制力。传媒就在这两个支柱下进行运作，所以说苏联的传媒史，基本上是反映苏维埃政权在意识型态与国家发展方向上的一部斗争史。

对于两种意识形态学说的比较：社会主义国家强调达到比资本主义国家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达到更高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列宁则比较倾向于和具体的国家进行比较，而不是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这在一九二一年列宁的《论新经济政策》中有着具体的解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的过程，当中必然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难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苏共七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一直在重复是否遵循列宁所强调的国家发展方向的问题上进行。传媒发展也受到这种发展的影响。


短暂的多党报业时期

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至廿六日，俄罗斯战时临时政府被推翻，彼得格勒无线电台传来「给俄罗斯公民」的宣言，以及一些党命令之类的讲话，这是俄罗斯电台首次扮演的不仅是通讯联系的角色，而且还是担任全面政治资讯的媒介。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媒体成为党巩固意识型态与组织功能的工具，这是苏联媒体最主要的特色。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查封十个资产阶级最大报刊--《语言报》、《俄文字》、《俄罗斯意志》、《新时代》、《交易所公报》、《戈比》等等报刊。俄共(布)报刊包括《真理报》、《消息报》、《士兵真理报》、《农村贫困报》分别进驻了这些被关闭的资产报刊的印刷场所。俄罗斯资产报业当然不同意临时革命委员会违反出版自由的做法。对此，苏维埃政府第三天立即发出了一道出版命令，说明根据列宁的声明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之后禁止资产阶级报刊，授予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权利，强调取消不同思想的异议报刊是短暂的措施。

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初，各种社会主义报刊物仍陆续出版，包括五十二种孟尔什维克党人刊物、三十一种社会革命党人和六种无政府主义者报刊，不过仍持续遭到中央政府的压制。一九一八年一月，社会主义党人之间出现了对德国合约签订的分歧意见，报纸成为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争论战场。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人民政权报》，刊登了与德国签和就是卑躬屈膝、以及会损害俄罗斯领土与财富的言论，布哈林是其中的一名。列宁称这些人为「左派的共产党人」和「冒险主义者」，并在《真理报》上发表「于革命谈话」 、「关于痔疮」、 「不幸的世界」 、「奇怪的人与怪物」等文章，表达必须与德国签订停战合约的想法。一九一八年二月廿二日，彼得格勒广播电台发布了一道苏维埃政府题为「社会主义祖国陷入险境」的命令，强调签订合约换取和平的紧迫性。

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间，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报业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之间的政策论战的角力场，对德政策的不一致引发了各党之间的激烈思想论战，最终由于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不容许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异议思想的争辩，最终俄共(布)以查封反对党报业的强制手段结束了苏维埃政权短暂的多党报业存在的状态。为了组成苏维埃政权的联盟国家，俄共(布)决定采取能够贯彻领导决策的传媒体系，二十年代的苏联媒体由原本多民族、多党特色区隔的传媒体系，被建构成总体统一型态的思想组织。


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传媒发展

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零年的内战，彻底改变了俄共(布)在俄罗斯政权结构中的整体面貌，反对党与多党体系被消灭了，形成俄共(布)一党专政的政治结构，所有政府机关、大众社会团体、工会、公司组织都归俄共(布)管辖，形成了所谓的战时的「军事共产主义」垂直管理系统。但是这个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期间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系统，却在一九二零年底陷入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全面性危机 。

另一方面，俄罗斯苏维埃政权最大的社会危机，主要是伴随着「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之下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紧急委员会机关对农村强制性征收余粮造成了民怨沸腾，尤其是各地紧急委员会对农民施以暴力恐怖手段，都是当时社会爆发最大危机的原因。关于紧急委员会暴力的描述，在许多刊物中都有报导。例如一九二零年十月《真理报》当中一期的报导写着：「尔加格勒区的尼古拉耶夫紧急委员会强制征收农民的余粮，用拳头镇压反抗的农民，……把农民关进冷冰冰的仓库，脱光衣服并且有鞭条抽打……。」同样的报导也出现在一九二一年的其他刊物中，像是《俄罗斯意志》、《公共事务》、《最新消息》等报刊。

列宁自一九二一年起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修改了自己的学说。此后，党的威信提高了，国家政权也得到了巩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下午，列宁在全俄罗斯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会议报告，出席大会的共有三百零七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一百九十三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一十四名，列宁当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一九二二年的工作计划，制订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展开群众鼓动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大会上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在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党的角色已经开始转变，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卫苏维埃政权成为首要任务，俄罗斯共产党应当尽快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式实施新政策。所谓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部份恢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例如同外国资本家签订租让合同，把企业租给私人资本家，这些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是从新经济政策的根萌发出来的 。

列宁在报告中提出谁将取得胜利--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列宁并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提出让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明问题。俄罗斯共产党同时还要采取新的方法加强政治教育，共产党员自己最大的敌人主要有三个：（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苏共中央在发展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直到现在，俄罗斯的新闻学者还怀念当时列宁对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精神，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许多教授研究重点，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于苏联媒体如何协调军事斗争、经济、文化发展而保卫苏维埃政权。

一九二一年二月《劳动报》就是在这样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诞生。《劳动报》锁定的物件就是广大农村的劳动人民。《劳动报》不但要切实反映农村真实的问题给上层领导，还要为领导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向广大农村的劳动人民做出宣传与解释。因此，内战后媒体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一九二一年十月在莫斯科就为此创办了莫斯科国立新闻学院，负责培养新闻干部，以解决新闻人才短缺和素质不齐的状况。

但是到了一九二二年媒体运作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因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导材料严重短约，造成了报导内容经常重复以前旧闻的情况，报刊报导政策宣导的实效性严重滞后，有时记者还不愿意反映真实的现况，再加上新闻记者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涵义，就这样，媒体这种上下脱节的窘境使得媒体自身的威信大大地降低。


政治改革大环境

对于政权危机与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困境，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共(布)党的十一届大会上提出，批判社会革命党人并且处死孟尔什维克党人等反革命的恐怖份子。报刊上出现了相关标语：「消灭工人阶级叛徒」、「处死革命的敌人」、「处死投机主义者」等等，因此法院做出了一系列处决判刑的名单。这引起了世界文坛与科学界人士的抗议，高尔基也是其中一名反对者。此外，二百名无党籍的知识份子纷纷发表抗议声明，包括了哲学家诗人贝尔加耶夫 、社会学家索罗金、作家奥索尔金与其他知名的社会人士。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高尔基因抗议还被留放 。党内的斗争气氛，让苏维埃报业的恶化现象一直到新经济政策中开放部份私有媒体产业时，才又得到一些复苏的机会。新经济政策推动的一年期间，在莫斯科有二百廿家私人报刊媒体注册登记，在彼得格勒则有九十九家。

这时期的报业发展有几股方向。第一股洪流就是怀念君主主义制度的保守主义报刊，它以斯图维的杂志《俄罗斯思维》为代表，还有《双头鹰》与《即将来临的俄罗斯》刊物。第二股洪流就是温和的实际主义派，代表人物是米留柯夫，主张结合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左派和右派从白军失败中站起来，其中代表报刊为《最新新闻》日报和《日子》周刊，这成为了俄罗斯海外移民表达意见的平台。第三股洪流就是循规蹈矩派，代表人物是乌斯特寥罗夫，表达了报业在时代里程碑当中转变的思想，其中代表报刊为《生活新闻》、《道路》、《新道路》、《里程碑转变》、《前夕》等等。这一派新闻人，又各自结合俄罗斯精神和苏维埃精神的爱国主义信仰在努力奋斗。

在苏维埃报刊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的发展阶段当中，从短暂的多党报刊、俄共极力发展一党报刊，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短暂放宽的私有化报刊过程中，苏维埃党报刊体系最终仍发展成为一个统一意识型态的报刊制度，这不得不说与它处在政治改革大环境之下的背景有关。在这我们看见苏共报刊的演变，可以说，苏维埃报刊的发展重点，反映当时贯彻党政策思想的历史进程。